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土改本身，而在它像一份“技术说明书”那样，拆解了群众运动的操作流程：工作队进村、查阶级、诉苦、挖穷根、培养积极分子、打击、再分配、改造村政权、离村——一套几乎可复制的程序，后来被“镇反”全盘照搬。作者由此指出，土改并非乡村矛盾的自发产物，而是革命政党的组织动员；“过激化”也不是失控，而是高层有意留给基层的变通空间。读者最触动的，是这套“运动式治理”如何在革命胜利后长期延续，使动员型参与始终无法转化为常态的公民参与。它适合那些不愿满足于“得民心者得天下”式结论、想追问权力运作机制的人——只是也有人批评它仍未能摆脱革命史观，只留下“黑材料”。
作者简介
李里峰，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2012—2013年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政治学理论、概念史等。著有《中国政治的历史向度》、《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中国考试通史（卷四·民国）》（合著）等，译有《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历史之源》、《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合译）等，发表中、英、韩文学术论文及评论70余篇。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基于未刊档案，深入剖析土改的政治意涵与权力变迁
- 揭示运动式治理模式的特征、得失及其根本困境
- 从微观互动视角，还原土改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作
读者共识
- 史料扎实，逻辑缜密，被视为土改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 深刻揭示了运动式治理的利与弊，具有现实反思意义
- 打破了传统革命史叙事，提供了新颖的学术分析视角
精彩摘录
- "简言之，运动式治理模式的利与弊皆在“运动”二字，运动可以帮助党和国家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贯彻国家意志、实现乡村治理，运动又使得这种动员和治理无法日常化、常规化，而只能以接连不断的新运动来加以维系。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这就是运动式治理模式的根本困境之所在。 革命应该是社会变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革命胜利应该成为现代化建设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在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共产党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扭转革命胜利后革命走向灭亡的普遍趋势，防止会导致丧失革命动力的“官僚主义的制度化'，并保护革命目标和革命理想的"
- "事实上，以生产关系（“剥削“是其核心）为基本标准对乡村社会成员进行分类，这种做法本身那就对传统乡村格局造成了巨大冲击。传统时代，无论是富户还是贫农，都将土地作为基本追逐目标。在诸子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下，土地分散是难以避免的趋势，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成倍地扩充家产、增加土地，而这单靠农业耕作和经营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大多数的地主富户都要通过商业、高利贷等手段获取较高的额外收入。这些行为在共产党的阶级呼吁中是受到谴责的“剥削”，而在以土地增长作为普遍追求目标的乡村社会，却恰恰被视为对祖先和家族、家庭的最大道德义务。 中共进入乡村社会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用阶级身份、阶级利益、阶级矛盾、阶级冲突来"
- "政策演变的前后阶段往往呈现出相互交叠的特征，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形和需要而分别强调前后政策之间的变”与不变”，这是延续与变迁的辩证逻辑。政策执行可能偏离政策规定、产生种偏差，政策目标与政策宣传可能背道而驰，攻策制定者也可能有意利用政策执行之偏差，将其作为政策调整的契机，这是表达与实践的辩证逻辑。温和意味着团结和秩序、激进意味着斗争和活力，政策的温和抑或激进既与政策制定和执行时的客观形势密切相关，也可能是政策制定者为实现特定目标所作的主观选择，这是温和与激进的辫证逻辑。政策执行者并非同质性的整体，上下级之间在政策演变和政策执行中不断互动，其间既有命令与服从，也有批评与抵制、推诿与抗"
- "近代华北农民生活困苦、渴望土地，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土地改革运动主要是革命政党组织动员的结果而并非乡村社会矛盾的自发产物，同样是学界的共识。因此，要分析土地改革“过激化”的形成机制，理当着眼于中共土改政策的制定、执行及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以上提到的几种因素，政策取向与执行的偏差无疑是导致土改“过激化”的根本原因，乡村社会资源总量的匮乏（及其与中共民众动员目标间的矛盾）是这种偏差得以发生的结构性背景，残醋的战争环境和农民的平均主义心态则使这种偏差进一步加剧。 土改中的“过激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中共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有法”与“无法”之间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法”在现"
- "我们可以看到，土地改革期间发明和普及的群众运动程序和各种动员手段，在后来的群众运动中得到了全面继承。根据笔者在河北省档案馆见到的几份村级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几乎全盘沿袭了如下群运模式：工作队进村；检査村中阶级状况；通过个别访谈和集体开会等发动群众；寻找和培养积极分子；确定打击对象并对其开展诉苦、实施斗争；局部或全面的资源再分配；整理村支部、改造村政权；工作队离村。土改期间规定各村地富比例的做法，也在镇反运动中继续沿用，如据哈叭口气村报告，该村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反动道会门都有相应的“计划数”。王栅子村报告对诉苦的评论和对诉苦场景的描述（如吐苦水、挖穷根、从个"
- "我们可以看到，土地改革期间发明和普及的群众运动程序和各种动员手段，在后来的群众运动中得到了全面继承。根据笔者在河北省档案馆见到的几份村级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几乎全盘沿袭了如下群运模式：工作队进村；检査村中阶级状况；通过个别访谈和集体开会等发动群众；寻找和培养积极分子；确定打击对象并对其开展诉苦、实施斗争；局部或全面的资源再分配；整理村支部、改造村政权；工作队离村。土改期间规定各村地富比例的做法，也在镇反运动中继续沿用，如据哈叭口气村报告，该村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反动道会门都有相应的“计划数”。王栅子村报告对诉苦的评论和对诉苦场景的描述（如吐苦水、挖穷根、从个"
- "这表明，不仅中共的阶级话语足以决定谁会成为运动中的受害者，传统的村社道德话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考虑到因违背村社规范而被查者通常并未触及阶级规范，因违背阶级规范而被查者则大多伴随着对村社规范的背离（与伪政权有染在很大程度上同时违背了这两种规范），则村社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会进一步增强。"
- "从土改期间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技术和策略中，可以见到国家权力渗透和乡村权力变迁的微观过程。近代中国农民遭受剥削和压迫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但是从客观现实（苦难）到主观感受（苦感），再到具有明确指向的心理情绪（对国民党之仇恨和对共产党之爱戴），最终形成阶级意识、促发革命行动，这一过程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必须经过革命政党的宣传、组织和动员。就民众动员目标的实现而言，诉苦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技术，而它之所以能行之有效，又有赖于各种微观策略的巧妙运用。诉苦领导者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了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这是话语的力量；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了农民群众的种种顾虑，这是组织的力量；通过苦主选择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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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这本书能出版是奇迹啊！还好作者赠书，现在都买不到了。
土改时为什么一定要诉苦，什么叫发动群众，思想如何转变，从原来的道德伦理到革命价值观，为什么诉诸仇恨，为什么越穷越光荣，利用和抛弃均是为了目的可随时切换的，没有恒定的准则或是价值观，特别是前几章的细节，人性的黑暗及对黑暗的利用，大时代洪流前面，个人如何做选择？有时候真是时也命也
我感觉很熟悉，跟《中国政治的历史向度》有内容重合……一个月前也许会打五星，现在只有四星了，因为感觉像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做得土改相关的研究太不俗了，比如郭于华、李康、方慧容（这个月读了他们的东西），李里峰写的不差，但是有的地方还是不够微观。当作入门读物和文献综述不错，李其实最大的优点是看得多，而且学啥像啥。有人谈诉苦，我感觉诉苦这一块李里峰没有处理好，他以前有一篇论文有一段讲诉苦，讲得蛮好的，要是能插进去再细讲一下，还能更有升华。
擅长于砸烂一个旧世界，却并不擅长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20年阅读最佳。题外话，李里峰讲课一流、学识一流，听课就是一种享受。
你说啥是啥
研究土改的一本好书。看了这本书，会更明白土改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复杂性，不能因为文中引用微少的负面资料就不再发售，真是一粉顶十黑，因噎废食。。。
在既往研究之下，如何跳脱讨论新的问题？怎样从新的角度处理与解读类型化的史料？
微观研究一方面补充了宏观分析，一方面也对宏观分析的结论进行解构。
读完更觉乌坎模式的短暂乐观几乎注定羸弱，在这片土地上，农民躲不开、甚至意识不到的，是这架轰轰烈烈的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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