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中华民国

[美] 柯伟林

出版时间

2006-08-31

ISBN

9787214044563

评分

★★★★★
书籍介绍

本书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德关系史的名著。作者充分利用美国、德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档案,论述了1928—1938年中,德亲近关系建立后德国对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军事制度、工业经济以及意识形态发展所起到的重要影响,指出了近代中国对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并不只是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更在于与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实质性接触。美国《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以及香港《二十一世纪》等书评认为,《德国与中华民国》是研究中德关系史的一本“难以超越”的著作,是关于中华民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项“极其出色”的成就。

柯伟林(W.C.Kirby),198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文理学院院长、哈佛大学盖辛葛尔历史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是美国艺术及科学学院院士。1984年出版本书,备受好评;此后又发表了数篇有影响的论文,成为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学者之一。其论文《近代中国的连续与变化》,论述了民国的经济计划和人才对日后大陆和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以1949年作为界线;另一论文《中国的国际化》,展示了近代中国将国际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模式本土化的努力,指出了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不能仅仅“以中国为中心”。这些论述极具影响,使得“连续与变化”和“国际化”成为西方中青年学者研读中国近代史的新视角。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揭示1928-1938年中德蜜月期对民国军政建的深远影响
  • 剖析民国精英对法西斯主义的误读与现代化焦虑
  • 利用多国档案还原被遮蔽的中德关系历史细节
适合谁读
  • 对民国史、中德关系及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海外中国研究视角及学术规范的历史爱好者
  • 想了解蒋介石时期德国军事援助及工业合作细节的人
读前提醒
  • 部分章节翻译质量参差,建议关注前三章或对照原文
  • 书中涉及大量历史档案与数据,需耐心阅读以理清脉络
  • 注意区分作者客观叙述与当时人物主观认知的差异
读者共识
  • 学术价值极高,是中德关系史研究中难以超越的经典之作
  • 揭示了民国精英在民主与独裁间的挣扎及法西斯崇拜
  • 部分译文存在瑕疵,但整体史料丰富,视角独特深刻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知识界趋向于拥护独裁,其势力之加强,也许是一个最好尺度,可以用来衡量为民主观念辩护的力量之薄弱。国民党“训导”全民,最终目的莫过于此。胡适是少数几个仍然支持民主的人士之ー。但是,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知识界人士,是以脆弱的根据进行争辩的。胡适和批评他的人都相信中国民众在政治上是“无知无能”的,但胡适却认为这一点正是不能实现独裁的原因,而是实行“幼稚园式的政府”,即民主的理由。他说,独裁若要成功,亟须高度的智力和技术,而这正是中国所“奇缺”的。既然他认为没有杰出的人能做独裁者,那么由“平庸之众”构成的这个国家,势必要由平庸之才来领导。对这类人来说,还是去领导轻松的共和制政府比较合适。事实上这是用无力的"
  • "正如宋子文在1937年8月對日本特使西園寺公一所說的那樣:“日本軍人對中國軍隊仍抱有偏見。他們還是認為如果你們一旦打擊我們,我們就會投降,按照你們的要求行事。自滿洲事變以來,中國軍隊已在努力學習。他們交由德國人訓練,爲使之現代化我們花了很多錢。要知道中國軍隊更強了,這次有信心不再被動挨打了。所以日本軍隊低估了中國軍隊,而中國軍隊也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這就是更大的危險所在。” 中國人的這種樂觀心態最明顯的表現是:1937年7月中旬,蔣介石決心“將日本人從長江上趕走,沒收所有的日本商船和戰艦……打一場非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戰爭”。從戰爭爆發的第一個月法肯豪森發往德國文電中也可清楚地發現這種樂觀情緒,"
  • "®“统一与伟大”,是中国许多崇拜法西斯主义的人所看到的结果。对中国来说,法西斯主义变成一种普遍观念,只是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获胜之时。 “法西斯主义”一词是在20年代以“泛牺”进入汉语词汇的,显然是译自意大利语。早期还译作“棒喝”,这个词的含义并不令人十分愉快,即“持棒喝打,振顽起愿”。这两个词语仅用于意大利法西斯党,例如“棒喝党”,或按原文音译为“法西斯蒂”。1933年以后,后者又特地缩略为“法西斯”,泛指法西斯主义,很少具体运用于叙述意大利的情况。法西斯主义如今已变成一种跨国运动,作为“主义”,它与“泛栖”或“棒喝“已不属一回事了。⑤确切地说,希特物德国的崇拜者也可能就是墨索里尼意大利或凯末"
  • "在国会讨论关于将德国政府的教育基金用于中国的议案中,有如下的表述:“商业的背后不是国旗,而是语言和文化”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德国文化模式,让全世界都能感受到它的影响,首要的是让大到不可估量的中国市场感受到。"
  • "他谴责了自1789年以后西方式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方向,…“白种人”正在把平等、富裕和科学的价值看得比“文化价值”更重要,……他宣称,上一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史,是一种“技术发展”而“文化崩溃”的历史。中国的任务是追求物质和文化的同步发展,没有后者,前者就不值得去争取。"
  • "中国曾经遗忘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 "孙(中山)相信,战争结束后,战时工业需转向民用,欧洲和美国的工业产品将大大超过其自身消费市场的容纳能力。这就有赖于能够消耗不可估量工业进口品的中国。这些产品一部分将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上,而自然资源又是中国用以偿付借贷的主要手段。能用这种方式进行开发的项目包括:10万英里的铁路,100万英里的碎石公路,运河的开掘与改建,新国际港口的兴建,都市的现代化,工业重型化(铁、钢、水泥),矿业,及中国在东北、蒙古、新疆的移民和发展事业。"
  • "这就是孙的目标,即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成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他所提出的履行这些庞大项目的方式体现了两分法。他强调,“所有能由私企业做更好的事业,应由私人兴办”,但他又明确表示,主要项目应由“国有企业来实施”,“各种方法”都将被采纳,外国投资所创造的财富将归中国国家所有,并“为全民族谋利益”。外国专家们将伴随资金一同来中国,“管理和监督”设备的安装,并训练中国人最终能取代他们的位置。"
作者简介
柯伟林(W.C.Kirby),198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文理学院院长、哈佛大学盖辛葛尔历史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是美国艺术及科学学院院士。1984年出版本书,备受好评;此后又发表了数篇有影响的论文,成为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学者之一。其论文《近代中国的连续与变化》,论述了民国的经济计划和人才对日后大陆和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以1949年作为界线;另一论文《中国的国际化》,展示了近代中国将国际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模式本土化的努力,指出了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不能仅仅“以中国为中心”。这些论述极具影响,使得“连续与变化”和“国际化”成为西方中青年学者研读中国近代史的新视角。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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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绪论
第一章1914年之前德国在中国
第二章德中关系的重新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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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有很多不知道的历史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战争的首要问题
: D829.516/4924-2
全书的翻译大体算是流畅,以陈红民先生翻译的前三章最为出色,不仅翻译流畅,且对原著的史实错误进行了更正。而申晓云翻译的第四章可以用恶劣来形容,让人不禁怀疑是柯伟林的英文不好还是申晓云的英文不好?最后才明白,原来是申晓云的中文不好。译者直到第七章才想起来解释“合步楼”。而三章之后,译者基本没有对于原著的史实错误进行更正。比如原著引用荀子“民犹水”一句,但原著的引用并不准确,其所引出自《孔子家语》。荀子原句为“君者,舟也”出自《荀子·王制》。
蔣介石苦心經營了十年的新編德式部隊,卻因為与日本倉促決戰,六個月內損失六成。德國也因為希特勒的盲目,損失了德國軍商界在中國艱難擴大的勢力。不僅失掉了來自中國的珍貴戰爭礦藏,也失掉了自己的軍工市場。法西斯的東漸在中國卻是一種誤讀。沒有法西斯的運動,而只有法西斯的統治。好書。
准备毕业论文冷不丁发现的一本学术著作,十足的杰作,史料考证与背景分析都可谓做到了极致,唯翻译略显生硬干涩。有趣的是一百年过去,昔为社会精英所独占的“中国特色德国印象”似乎从未消散,反而愈发深入浸染到了公众记忆。
如果单纯从对华关系角度言,则一战战败对于德国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塞翁失马”——一方是失却特权与列强地位的老牌军工强国,另一方是缺乏产能却因为军阀混战而对武器胃口大开的资源大国,二者又因“冲破既有不公平国际秩序”的共同理想(嘛,虽然原因不同)而“同病相怜”——实属绝配了。 作者强调南京时期的中德关系以非战略性关系开头,并因战略性利益方面冲突的升级而最终走向末路,即“生意关系”终究让位于“政治关系”。然而却也同样应当注意到:这种间战期的中德特殊关系放在20世纪初本就是一种畸形关系(“对于帝国主义实践的背离”),当其中一方寻求走入正轨(纳粹德国选择与对华侵略的日本合作,实际上是重回帝国主义时代)时,关系的破裂便已不可避免。
还不错,梳理清楚了德国与近代中国的微妙关系,包括不同时代的不同主题 这个题目很好,其实完全可以更深入一点
资料详细
法西斯作为一种“先进”而非“反动”的组织形态在中国的变形(缺乏群众运动)及接受。德国内部的分化,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抗战时期各国的合纵联横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德国作为一个不成模式的模式(在当时并无统一形态)被蒋介石所接受,在最后被放在新中国接受苏联一起。法西斯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过去被过于简单地理解了。缺点是作者过于抓紧国民党方面的舆论,并以之作为中国主流甚至唯一的舆论,但也算是以毒攻毒了。作者作为费正清的学生,对德国和蒋似乎过于同情,当然这可能是我接受的教育让我站在过于极端的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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