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罢工

[美] 裴宜理

出版时间

2001-08-31

ISBN

9787214029935

评分

★★★★★
书籍介绍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政治变革,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所有这些变革都曾受到工人运动的极大影响。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这部专著在广泛吸收欧美工人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工人政治放在比较的角度加以研究,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政党等问题,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为人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是著名的中国学家,也是有影响的上海问题研究专家。1948年,她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传教士,1931年到上海,执教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裴宜理父母携家离开上海。隔年即1951年迁居日本东京。裴宜理父母继续在一所教会大学担任教授。裴宜理也在日本长大。后归国。裴宜理在威廉·史密斯学院、1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分别获得了政治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她的教学生涯是从1972年开始的,先后美国多所大学执教,而担任教授职务已有十多年。为了中国学研究,裴宜理曾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从事专业学习、研究和讲学多年。

关于中国学研究的缘起,裴宜理回忆说,开始进学院时,还没有想到过要进行东亚问题研究和政治学研究。但当卷入学生反对越南战争的汹涌浪潮后,开始对亚洲的革命和政治感兴趣了。于是,决定到台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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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彻底颠覆了传统党史叙事中‘工人阶级天然具有革命性’的刻板印象,提出‘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这一核心论点。作者通过详尽史料证明,上海工人并非铁板一块,其政治行动深受地缘、行业、性别及社会关系制约,而非单纯的阶级意识驱动。
  • 深入剖析了地缘政治与帮派势力对工人运动的深刻影响。书中揭示,同乡关系、行会帮会等前现代社会组织形式,才是工人集体行动的真实基础。国民党与共产党均试图利用这些网络进行动员,但工人对政党的响应更多基于生存利益与地方纽带,而非意识形态认同。
  • 详细对比了技术工匠与非技术工人在政治参与上的巨大差异。研究指出,受过教育、待遇较好的技术工人反而更具组织能力和斗争主动性,而非技术工人多受把头控制。这种反直觉的发现,揭示了劳工运动内部复杂的权力结构与利益博弈,挑战了既有的革命史观。
适合谁读
  • 对中国近代史、社会运动史及劳工研究感兴趣的学者与学生。本书提供了超越传统政治史框架的视角,适合希望深入理解民国时期社会结构、底层民众生存状态及政治互动机制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对官方叙事存疑并寻求多元历史解释的人群。
  • 关注社会学、政治学及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者。书中关于社会网络、非正式组织如何影响集体行动的分析,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读者可从中汲取关于群体动员、利益冲突及社会控制机制的深刻洞见,用于理解当代社会中的类似现象。
  • 对海外中国研究及比较劳工史感兴趣的读者。本书代表了海外汉学在劳工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之一,通过与欧美工人运动对比,展示了中国工人政治的独特性。适合希望了解国际学术界如何重新审视中国革命与工人阶级角色的读者。
读前提醒
  • 本书为严肃的学术专著,理论密度高,史料繁杂,阅读门槛较高。建议读者不要试图快速通读,而应配合目录,重点研读各章节结论及作者对关键案例的分析。若对具体历史事件细节无兴趣,可跳过部分史料堆砌段落,聚焦于作者的理论论证逻辑。
  • 阅读时需警惕将书中结论简单套用于当代。本书研究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工人政治,其结论具有强烈的历史局限性。读者应关注其分析框架与方法论的启示,而非直接将其作为评判当下劳工状况的依据,避免产生历史虚无主义或错误的现实推论。
  • 书中涉及大量帮派、帮会及灰色地带的历史细节,部分描述可能挑战读者的道德直觉。请保持客观中立的历史研究态度,理解作者旨在揭示历史复杂性而非进行道德审判。同时,注意区分作者观点与书中引用的各方立场,避免混淆历史事实与价值判断。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可本书史料丰富、叙事细密,打破了以往将工人运动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单一视角。尽管部分读者认为其理论创新有限或论述散乱,但绝大多数人肯定其在揭示工人内部差异、地缘政治影响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认为其学术价值远超一般党史读物。
  • 许多读者指出,本书揭示了‘工人贵族’或技术工人在运动中的实际主导作用,这与传统宣传相悖,令人震惊但也更具说服力。读者认为这种基于现实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分析,比空洞的意识形态说教更贴近历史真相,有助于理解为何某些群体更倾向于激进或保守。
  • 部分读者对书中翻译质量及排版表示不满,认为人名、术语翻译混乱影响阅读体验。但总体而言,读者认为瑕不掩瑜,本书作为海外中国研究的经典之作,其问题意识和分析深度远超国内同类研究,值得反复研读,以纠正对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错误认知。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就像商人做生意一样,中国城市的工人都被迫跻身同乡社会,以保障其经济生存。这种关系既受到城市市场的深度刺激,也是一种家乡感情的流露,而且这两方面都是集体行动的基础。"
  • "这部分工人在最热情地投身于上海共产党工人运动的人中占了很不相称的比例,就像本书第三部分将要详细论述的那样。内战时期国民党策略的改变及其随之而来的垮台,使共产党组织者更容易在上海工人的同情者中找到共同点。然而,强调共产党与熟练工匠的联盟,并不能解释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革命胜利的原因更多地存在于成为农村,而不是上海工人运动。但是,革命者与工匠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非无关痛痒。正如国民党深受他们与帮会领导的半技术性工人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一样,建立在工匠而非无产者支持的基础之上的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与人们以前的解释不同),对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特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单是在法国,中国工人在1916年11月至1918年7月就举行了25次霸工,他们还至少两次作为工贼破坏了法国码头工人和煤气工人的霸工。"
  • "包工头把头和监工在控制和利用其属下进行罢工中的关键作用最清楚地将非技术性工人和技术性工人的战斗性区别开来。......不同的劳动管理文化会产生不同的罢工方式。工匠罢工常常将矛头对准工场或工厂的权力机构,而非技术性工人的罢工则常常在把头、监工的操纵之下。"
  • "当然,听命于把头、监工并不意味着非技术性工人对更高级别的权力部门不构成威胁。这类罢工也常常想雇主或政府官员提出要求。但是,居间调停者又往往是这些挑起事端的把头和监工,在确定罢工目标时,他们要保证自己的利益至少要与其熟悉的利益一样重要。"
  • "正如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于该市召开的近一年前所写的关于上海社会情况的系列论文中所指出的: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底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票的诈欺取财者;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冒牌新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处在这种环境里,仅仅有自保的力量,还没有征服环境的力量。……我因此联想到国民大会如果开得成,总以不在上海开会为宜。 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势力最大?从表面上看来,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
  • "这些受过教育,待遇较好的工人幸运儿,按照Perry Link富有创见的说法,可归于“小市民”阶层。然而,据Link称,20世纪初的上海小市民,思想都很保守。相反,叶文心则指出,许多共产党革命者都出身于这个小市民阶层。这两种显然矛盾的观点——对于上海小市民,一者强调其保守性,另一者强调其革命性——也许可以通过这样的观点加以解决,即激进的行动主义者在动机上往往是保守的。正如E.P.Tompson在研究英国的情况时所发现的,坚持传动价值观的工匠往往是富有战斗性工人的前卫力量。"
  • "五四运动之前,上海工匠的阶级意识是很明显的。1912年,有报道引述江南制造局一个由200名技术工人组成的制造工人同盟会称,“其演说之词,则以工匠比劳动家,该局比资本家。劳动家须脱离资本家的钳制”"
作者简介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是著名的中国学家,也是有影响的上海问题研究专家。1948年,她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传教士,1931年到上海,执教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裴宜理父母携家离开上海。隔年即1951年迁居日本东京。裴宜理父母继续在一所教会大学担任教授。裴宜理也在日本长大。后归国。裴宜理在威廉·史密斯学院、1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分别获得了政治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她的教学生涯是从1972年开始的,先后美国多所大学执教,而担任教授职务已有十多年。为了中国学研究,裴宜理曾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从事专业学习、研究和讲学多年。 关于中国学研究的缘起,裴宜理回忆说,开始进学院时,还没有想到过要进行东亚问题研究和政治学研究。但当卷入学生反对越南战争的汹涌浪潮后,开始对亚洲的革命和政治感兴趣了。于是,决定到台湾学习中文,以更好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及其意义。
目录
中译本序
英文版原序
导论
第一部分 地缘政治,1839-1919
第一章 移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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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美国学者裴宜理先生的代表作,征引史料丰富,分析详实严谨,打破过往从阶级分析视角研究工人运动的传统,详细考察不同工种、地域来源、性别和社会关系对工人群体形成和工人运动组织的影响,结语部分跟中国其他地区和欧美国家工人运动的比较研究更加精彩。可以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相媲美。
被人摁头读………整挺好!总体很有启发,通过对不同地域、工种、性别工人及其身份要素与政党政治的互动碰撞的考察,得出“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的结论,很有创见。值得注意一点的是本书并不是将“无产阶级最具革命性,技术工人相对保守”的结论简单颠倒过来,而是强调不同身份要素对工人政治意识的复杂制约作用。技术工人体现出的斗争自发性和积极性并不能等同于阶级意识,毋宁说是出于对自身作为工人“特权群体”的自觉,本质上是保守性的,在一定政治经济条件下才会向激进主义转化。而非技术性工人由于文化水平、农村家庭背景等因素,反而较难被政党政治动员和整合——这一点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叙事和传统dang史研究。而作者在结论中连接了二三十年代与建国后,显然野心不小——尽管有些结论略显随意,但确实打开了更多探讨的空间
史料丰富,叙事细密,编织功力强大。框架清晰,理论沐浴当时新风,虽成经典被高频征引,对比西人劳工史经典,其实不过如此,文化转向有待日后。本书贡献了Durkheim的第八百万种译法:杜尔肯。封三作者简介是男的。全书西人哪怕出现一百次,每次都附上原文,让人抓狂。
中共、工运与帮会
算是以工人为中心的工运史研究吧,了不起的尝试
以非常现实的视角分析了民国时期上海工人政治的总体情况。沿着“地缘政治”“党派政治”和“产业政治”这些分裂的界线重新勾勒出罢工背后各类因素的复杂交织。对技术水平的划分(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以及非技术性工人)链接到工人们所处的地缘关系、行会帮派势力乃至党派关系,由此得出关于工人政治之动因及动员过程。问题的答案无疑是非常现实的,与阶级意识相去甚远,但这些展露出的行动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殊途同归,也正是分裂(甚至工人内部的对立)让他们走到一起。 关于非技术性工人(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政治相关内容更具悲剧底色,他们的处境更类似于一种“游民”状态,比起农民和其他工人,他们是更真实的一无所有者(比无产还无产)。祥子的唯一心愿就是有一辆自己的人力车,并为之付诸一切。这些工人最难被动员。这或许是一个更特殊的群体。
史料丰富,可读性也很高,是了解中国工运历史的必读书籍
芸芸众生,何时才有一个让大家都站在同一起点的社会。
补标18年版
这才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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