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 - [美] 杜赞奇](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s/9787214012708.jpg)
书籍介绍
《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国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最关注的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提出权力文化网络概念，解析传统乡村秩序
- 阐释国家政权内卷化，揭示现代化困境
- 分析经纪制度演变，探讨国家与社会互动
适合谁读
- 社会学、历史学及人类学专业研究者
- 关注中国乡村治理与基层政治的读者
- 对海外中国研究范式转型感兴趣的人
读前提醒
- 早期译本存在人名翻译错误，需留意
- 理论概念抽象，建议结合具体案例阅读
- 可对照黄宗智等学者著作进行对比研读
读者共识
- 学术范式转型意义重大，引用率极高
- 核心概念深刻，但部分论证被认为松散
- 早期译本质量欠佳，建议寻找新版阅读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根据吉尓茨的定义，“内卷化”(involution)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 "……在華北鄉村中，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依靠什麼力量而獲勝的呢？……如果要將其歸納為一條，這就是共產黨能夠了解民間疾苦：從毆打妻子到隱瞞土地，無所不知，從而動員群眾的革命熱情。華北鄉村的苦難之一來自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經濟上的橫徵暴斂、政治上強迫專制、鄉村公職成為謀利的手段等……賦稅、土豪和貪污腐敗是鼓動民眾革命的重大議題……研究亦表明改革財政管理體系在山東省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立過程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 "围绕“地方”一职在联结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职能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老一辈学者如萧公权，认为“地方”是乡村社会的代表，而新一代学者如约翰·瓦特(John Watt)等则认为“地方”并不代表乡村社会，也不是乡村利益的保护者，而是县衙之下由知县任命并向知县负责的下层吏役。佐伯富则认为“地方”有双重职责，他既是乡村社会的代表（但不是乡村社会的领袖），又是政府的联络员，他负责乡村中的修筑堤坝、赈济灾荒等集体事务，同时又充当政府最下层吏役，由于他是乡村社会的代表，所以最适合充任此职。换句话说，佐伯富认为不应将“地方”的两个职能对立起来。 我认为佐伯富的概括比较正确，不过，我与他分析的角度不同。国家政权"
- "尽管日本占领者采取一些“合理化”措施，但这些措施只有通过那些营利型经纪才能付诸实施。结果，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整个民国时代的普遍现象。 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新中国初期大批裁减营利型国家经纪是税收大幅度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场毅和许惠文（Vivienne Shue）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从另一角度来看，新中国初期完成了民国政权所未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它根治了自明朝以来历届政府无法解决的难题一偷税漏税，这即是一个明证。"
- "”在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中国，有两个巨大的历史进程值得注意，它1们使此一时期的中国有別于前一时代：第一，由于受西方入侵的影响，经济方面发生了系列的变化；第二，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本书将研究第二个变化，即国家政权的张对华北乡村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且面，如别 的白"
- "20世纪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先前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中国，这一过程是在民族主义（ nationalism）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芮玛丽（ Mary Wrlght）第一个发现20世纪初膨胀的反帝民族情绪是如何促使满清政权（1644-191）为挽救民族灭亡而走上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现代化道路的。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要求“现代化”的压力亦来自帝国主义方面。"
- "本书旨在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旧的封建帝国的权力和法令是如何行之于乡村的？它们与地方组织和领袖是怎样的关系？国家权力的扩张是如何改造乡村旧有领导机构以建立新型领导层并推行新的政策？由以上问题不难看出，要弄清国家权力扩张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变革过程，我们首先得分析国家原有的权力组织与结构。"
- "这里所用的“权力”（ power）一词是一中性概念，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这定义似乎过于笼统，但事实上权力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难以明确分割。权力的各种因素（亦可称之为关系）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5个领域、关系之中。"
作者简介
杜赞奇：早年就学于印度和美国，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其第二本专著《从国族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也已于2003年面世。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州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近日出版。
目录
用户评论
近些年关于国进民退、科举废除对基层社会的影响等诸多讨论不知是否受此书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前，清政府利用“国家经纪”处理乡村社会中的税收及行政事务。此国家经纪分为营利型经纪（类胥吏）和保护型经纪（类乡绅）两种类型。国家政权主要通过将自身的权威和利益融入到当地的文化网络之中加以控制，从而取得了乡村精英的公认。但进入20世纪后，国家政权的扩大与深入破坏了地方权威（宗教与宗族组织）的基础，压榨政策与解散庙会使得乡村精英与乡村民众疏离，土豪恶霸乘势取而代之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造成了华北乡村的苦难，疏远了民众与国家政权的联系。正如序言所说，作者关注的是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制、僵化及破坏性的一面，对此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理论，即晚清民国政府依靠扩大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的行政职能，导致国家与基层社会的脱节
“国家政权内卷化”、权力的文化网络【读的是94年版】
作者就不考虑一下华北农村面临的安全问题么……要不是因为兵祸匪祸，单凭那几个现代化机构，大概也不会这样吧。问题的核心不是在现代化摧毁了地方社会，而是政治秩序失控导致乡村社会不能维持。
再往回倒，看杜赞奇的研究。最感叹的不是他怎么用材料，这一本基于文本，连田野都没有，也不是他在社会史研究里拆解层次、寻找理论结晶的方法论，“国家政权建筑”“文化网络”“内卷化”等等都是漂亮的发现，但发掘概念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感叹他们在学术工作的背后有那样一种隐隐的努力，通过经验材料和理论批评之间的来回摆渡，呼唤一种面对断裂甚至在断裂中接续的能力。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动机，要通过复杂的论说去实现却没那么容易，因为人们习惯闪躲、矛盾不定，并不愿意跨越分野和定见，正因如此，他对国家、地方权威和村民之间互动关系的再发现，是为了更加谨慎地展开对现实政治的宏观判断、对比和预期，根本上他是希望发现，二重性作为必然的表象，变化和立场都作为矛盾体，“一种文化甚至在经历巨大的历史变革时仍保持自身认同的方式”。
从费孝通出发，为理解基层权力下渗的问题，咬牙读完，汉学中硬造概念、滥用材料的写法真是滋味也无！文化网络的结构、内卷化都不是必须的提法。谈及几种与庙堂权力交织与借用的江湖机构与组织，比如闸会和市，最有趣的是地方性庙宇中围绕关羽形象的多次造神化进程。大体还是“皇权不下县”的思路，任何下渗的权力都会遭遇扭曲和消解。
本书提出了基层政权的内卷化
很好的书，具体可以看我书评
成书较早，如今来看，学术史与方法论意义甚过具体的观点与分析。作为全书关键概念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以及“内卷化”、“国家经纪”等等，似乎也因有意抽绎理论化表述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其涵括性。以至于对特定社会现象及其所内蕴的结构性问题的描述与分析甚至不如一些作家经由文学创作的呈现与把握。结尾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解虽然简短，但却是肯切的。
概念提的不错
评分略虚高。结论突兀，而论证却糊涂甚至没有；注释简略，有些海外论著已在中国出版，却没有实质性的更新；翻译极差，很多地方缺乏基本的汉语言规范，你要说有收获吧，读者却好像没有啥收获，你要说没有收获吧，其实还真有价值，尤其是最后的结论。纸张还粗糙。
另，我还是觉得市场或者说是经济利益大于所谓的文化的权力网路。而且，企图用几个名词来解释中国乡村社会，硬套生搬，在既有理论中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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