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汉武帝(增订本)

辛德勇

出版时间

2018-08-01

ISBN

9787108063571

评分

★★★★★
书籍介绍

本书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发生重大转向的史学定论,提出质疑。从史源学研究和新史学的思路出发,论述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等存在严重问题,认为汉武帝晚年并没有司马光所期望的政治路线转变,指出《通鉴》不能作为研治秦汉史的一般史料使用。

《制造汉武帝》的研究是颠覆性的,作者从史料撰写的时代与作者意图出发,细致爬疏、层层深入,从根本上否定了汉武帝晚年政治路线转向的存在。作者的结论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的深入,作者的方法提示史学研究中史料精研的重要性。

本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既有认同,亦有商榷。今日之学术著作能获得如此热烈反响的,实不多见。本次增订,增加一篇作者回应性的文章《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及增订本后记。

辛德勇,1959年生。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毕业,硕士、博士俱于陕西师范大学师从史念海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供职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兼事地理学史与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

主要著作有:《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旧史舆地文录》、《旧史舆地文编》、《建元与改元》、《制造汉武帝》、《石室賸言》、《祭獭食蹠》、《未亥斋读书记》、《读书与藏书之间》(初集、二集)、《困学书城》、《纵心所欲》、《中国印刷史研究》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质疑汉武帝晚年政治转向的史学定论
  • 揭示司马光借《资治通鉴》重构武帝形象
  • 指出《通鉴》依据史料存在严重问题
适合谁读
  • 秦汉史与政治史研究者
  • 关注史料批判的读者
  • 对汉武帝生平感兴趣的爱好者
读前提醒
  • 注意作者对《资治通鉴》史源的辨析
  • 理解论证中史料与推演的界限
  • 结合增订本回应文章对照阅读
读者共识
  • 前期文献考证严谨且具说服力
  • 结论颠覆传统认知引发广泛讨论
  • 部分推测成分引发学术商榷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答案很簡單,漢武帝的禍國殃民路線是一以貫之,至死未休的。知道自己要死了,也還要安排忠實執行既定國策的接班人接著來禍害蒼生百姓,凡是自己訂下來的,都要按既定方針辦,一樣兒也不能改。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事情,恐怕不只出現過這麼一次。"
  • "漢武帝的禍國殃民路綫是一以貫之,至死未休的。知道自己要死了,也還要安排忠實執行既定國策的接班人接著來禍害蒼生百姓,凡是自己定下來的,都要按既定方針辦,一樣兒也不能改。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事情,恐怕不止出現過這麽一次。"
  • "答案很简单,汉武帝的祸国殃民路线是一以贯之,至死末休的。知道自己要死了,也还要安排忠实执行既定国策的接班人接着来祸害苍生百姓,凡是自己定下来的,都要按既定方针办,一样儿也不能改。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恐怕不止出现过这么一次。"
  • "过去钱穆向学生教授阅读《通鉴》的方法,谓善读《通鉴》者,正贵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他删与添之所以然,オ能了解《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
  • "這一事例向我們提示,當時在特殊情況下,即使是直接祝詛今上,也是可以免受懲罰的。那麽,民間百姓之間,行用巫蠱之術,更不會輕易獲罪。"
  • "汉武帝的形象在很多宋朝文土官员的眼里,乃是“穷兵黩武,侵伐四夷,繁刑重敛,残害百姓,极宫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虚无,去始皇亦一间耳”,司马光在陈请废除王安石新法时,亦曾举述汉昭帝即位后较诸武帝改弦更张的举措,谓“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明”,试图以此汉朝旧事作为历史依据,来说明其主张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认识和评价本来同样如此。王安石变法所主张之富国强兵政策,与汉武帝之敛财于民、用兵于外,正相类似,而这却是一贯主张“以拊循百姓为先,以征伐四夷为后”的司马光所极力反对的,所以司马光要抬出因革除汉武帝弊政而被“后世称明”的昭帝来做"
  • "壶关三老令狐茂开门见山,提出太子据一案发生的前提,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这实际上是讲汉武帝因后宫私爱而想要无故废黜刘据的太子地位,这是太子据后来“子亦不子”的根本原因,亦即前文所说汉武帝行事有过在先,太子据行用巫蛊既事出有因,同时这也是当时很通行的一种很一般的社会习惯做法,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严厉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辨明外亲疏的区别,看破江充所谓“奸诈”用心。 《汉书・戾太子传》还记载,在太子据因被追穷困而自系之后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所谓“巫蛊事多不信”,若仅就太子据之事而言,仅有此一事,即到底他是不是埋有桐木偶人并以此祝?因而,不会有“多不信"
  • "所论“醍侯、抱侯,皆以救大(太)子得名”,足证李寿和张富昌之受封为侯,都是汉武帝所谓“感悟”的一种表现形式。"
作者简介
辛德勇,1959年生。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毕业,硕士、博士俱于陕西师范大学师从史念海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供职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兼事地理学史与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 主要著作有:《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旧史舆地文录》、《旧史舆地文编》、《建元与改元》、《制造汉武帝》、《石室賸言》、《祭獭食蹠》、《未亥斋读书记》、《读书与藏书之间》(初集、二集)、《困学书城》、《纵心所欲》、《中国印刷史研究》等。
目录
撰述缘起
引言
第一章
论轮台之诏的性质
第二章

显示全部
用户评论
“汉武帝的祸国殃民路线是一以贯之,至死未休的。知道自己要死了,也还要安排忠实执行既定国策的接班人接着来祸害苍生百姓,凡是自己定下来的,都要按既定方针办,一样儿也不能改。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恐怕不止出现过这么一次。”——辛神你就皮吧
辛德勇偏执吗?未必,审慎对待又坚定保持自己的观点恰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品格。近年来辛神的写作,现实关怀和实际考量比重有所增加,未尝不是好事。想来田余庆先生对他的一句话多少还是令他有所触动吧。写作此书时,辛德勇教授研究、思考的出发点乃是阅读与授课中涉及到的实在问题,即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史料采选与史观取向,由此深入到对历史建构的探讨、对具体史实的解读,可谓开示法门、曲径通幽之作;其中处处彰显的朴学精神与实证要求,显示作者治学之严谨与博达。细处精雕细琢、大处理路清晰,是本书展现出的特质。
所以哪来那么多两条路线的斗争,都是宫斗对不对!#请跟我们走一趟,同志#
前面破的部分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后半部分在我看来有一些推测的成分,不如破的部分那样坐实。
不大的小书干货很足,主要分“破”和“立”两方面:“破”的部分,论述轮台诏不是所谓转变政策之“罪己诏”,司马光习惯性夹带私货在通鉴里参用野史小说,引申出“汉武帝晚年根本没有政治路线转向,到死都是穷兵黩武,汉武帝'罪己’的形象是司马光的创作”的结论,还有从戾太子的谥号、相关人员的后续推断出巫蛊之事确实存在、太子不冤枉(这部分虽然啰嗦了些),都极有说服力;但是“立”的部分就看出作者的天马行空了:小说《汉武故事》的作者可能是(注意:不一定是)王俭,因为王俭活在刘宋朝,可能就参考了宋文帝和太子的另一场“巫蛊之祸”,于是借古讽今把它写成了故事?猜测以刘邦、刘盈和四个老头子的故事为原型?这就有点“古史辨”派疑古的味道了,中国历史中治乱循环了这么多年,碰到相似的故事那还不正常么,也不一定都是抄袭哦
名家类
读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辗转发现辛德勇教授的《制造汉武帝》,这本书旨在论证: 田余庆主要依据《资治通鉴》立论,认为“轮台诏”体现了汉武帝治国方针在晚年发生了从“尚武”到“守文”的转变。但辛德勇认为《通鉴》援引了《汉武故事》,此非信史,不足为据。 同时辛德勇通检《史记》《汉书》《盐铁论》及汉武帝死后霍光等权臣一直遵循武帝的执政政策的佐证,并未看到治国方针的改变,轮台诏也并无明确的“罪己”、悔过之意。 最终核心论点: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带有警戒劝谏帝王的政治目的和有资于世道人心的目的,为此他通过有选择的记述史实,加上野史对《汉武故事》的援引,间接重构了汉武帝的虚构形象。
第一次看到火药味这么足的反驳文章,轮台诏和巫蛊之祸都是感兴趣的话题,所以读起来觉得比较有趣,整体的论证过程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当然可能也会被后来者推翻,不过长知识是肯定的。
大体框架没问题,但具体论证问题不少。某些商榷文字过于带着意气,有些理解,但是未必必要。
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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