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针对近40年海内外史学界对1895年 “公车上书”的质疑和辩难，作者给出明确结论：广义的“公车上书”是指《马关条约》签订后，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们组织操作、各省公车参加的。档案中存有这类上书数十件，共千余人次签名；康、梁的活动是整个“公车上书”链条中的一环。其二是康有为组织的四月初九日在松筠庵的“联省公车上书”，这一活动中途流产。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来看，前者曾发生些微的政治作用，后者因其“上书”未能递呈而并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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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收九篇专题考论均系作者根据档案材料，检视先前各说，作出新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明晰了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
针对 “公车上书”的质疑和辩难，作者明确提出：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叙史者有必要加以区别。
从观察甲午战后清朝整个保举活动，揭示出当时政情的诸多特点。
重新梳理京师大学堂的初建历史，见出戊戌变法之基本相：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派，与张之洞、孙家鼐领军的温和派，都在其所宗的“中学”指导下，自行其改革事业，尽管从形式上已尽力模仿泰西、日本。
司员士民为救时而提出外交与军事内容的建策，在今天看来，大多只是救时的偏方，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吻合。
此外，“光绪帝召见张元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康有为及其党人所拟戊戌奏折”和“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诸篇都分别对补订史事缺环、匡正偏见有所推进。
精彩摘录
- "第一，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其一是光绪帝三月二十日电旨同意签订马关条约后，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们组织操作、各省公车参加的“公车上书”，即广义的“公车上书”。其中各省公车联名上书有31件，共155人次签名;另有公车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梁启超领衔的广东举人80人的上书，只是其中的一件。康、梁可能对各省举人的上书有影响，但最多只是广西、贵州、直隶、陕西、甘肃，且其具体影响力的大小，也难以判断。康、梁本人又是被策动的对象，而不是运动的领袖，他们的活动是整个“公车上书”链条中的一环。其二是康有为组织的各省公车在松筠庵的“集众”，以能最终形成18行省举人超过千人的联名上书，即康有"
- "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修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经，西学为纬;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于中学。此立学宗旨也。以后分科设教，及推广各省，均须抱定此意，千变万化，语不离宗。"
- "也就是说，当康有为等人在松筠庵连日大集，苦心结撰上书时，已注定是不可能起政治作用的。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朝廷的重大决策决不可能依据公车们的激烈言辞、宏大计划以及激情热血为转移。此次御前的和、战决定，是基于前敌主帅的胜负判断、三国干涉的确认与否、津沽海啸三大因素。康有为自以为通过上书即能获帝心而变国途，既说明了其政治幼稚，也证明了其远离政治中心。康有为后来虽进入了政治中心，但政治经验并未得以增长，他与此时的文廷式一样，从来也没有进入过权力与决策中心。"
- "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朝廷的重大决策决不可能依据公车们的激烈言辞、宏大计划以及激情热血为转移。此次御前的和、战决定，是基于前敌主帅的胜负判断、三国干涉的确认与否、津沽海啸三大因素。康有为自以为通过上书即能获帝心而变国途，说明了政治幼雅，也证明了其远离政治中心。康有为后来虽进入了政治中心，但政治经验并未得以增长，他与此时的文廷式一样，从来也没有进入过权力与决策中心。"
- "应当说，康有为有生之年，所受非议甚多，因此康、梁的说法，一直仅被视为谈资，对学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更何况当时学界还不太认可近代史。但到了上世纪50年代之后，近代史突然崛起为显学，治史者又出于多重原因，经常不加区别地引用康、梁一派的言说，排斥否定康、梁的言说，且又有着多重附丽。康有为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现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被目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宣言。而前节提及的广义概念的“公车上书”，尽管数量多达31件，签名多达155人次，且已通过都察院而递到御前，却被人忽略，在历史的书写中化作为淡淡的若有若无的背景。康有为就在这一背景中大放异彩。 ……从最初的《公车上书记》，到目"
- "决策由此而做出，以后也只是稍有变动。翁同龢等人虽然还有动作，但主要是依赖于俄、德、法三国干涉。接续而来的上奏、代奏、电奏虽一直未断，但在政治中枢已经是无人喝彩，甚至有可能是无人理睬。也就是说，当康有为等人在松筠庵连日大集，苦心结撰上书时，已注定是不可能起政治作用的。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朝廷的重大决策决不可能依据公车们的激烈言辞、宏大计划以及激情热血为转移。此次御前的和、战决定，是基于前敌主帅的胜负判断、三国干涉的确认与否、津沽海啸三大因素。康有为自以为通过上书即能获帝心而变国途，既说明了其政治幼稚，也证明了其远离政治中心。康有为后来虽进人了政治中心，但政治经验并未得以增长，他与此时的文廷式一样"
- "甲午战后的下诏求贤，明显未获成效中国政治并未因之改变方向。先前由战败而求贤，以求励精图治，而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上层大吏扩充势力提拔下属、下层官员特别是候补官员得保获缺升官发财的良机。其中得到起用、升任、存记者并非其真符合谕旨中要求的“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之条件，而在于荐主的实力。甲午战后的中国政坛依然如旧，没有太多的新鲜气息，只是各派实力稍有变化，李鸿章之船开始进水，慢慢倾斜，张之洞部队已成规模，与刘坤一并列为政坛的两大集团。"
- "司员士民的成分，绝大多数是儒生及儒生出身的中下级官员。他们成长的年代和环境不见重甚至不屑于武事，从而不懂西方的军事学术，甚至不了解当时清朝的军事实情，也是不奇怪的。他们的军事知识本来只是过去读过的几部古书，此时又添上了一些欠精欠准的时务书，由他们议兵，自然很难落于实际。然而，儒生以天下为己任，自认为知天下事，就他们本身来说，并不认为自己不知兵。"
作者简介
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史。
目前研究专题是戊戌变法史，著有《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先前的专题是两次鸦片战争史，著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目录
用户评论
太扎实
改革到了最后才发现，自己才是改革的障碍
作为补录，风采依旧。
1.历史学家的职业训练，恰是要从政治家的智慧中寻觅出原本的历史真相。
2.康党是造就时势的人，尽管他们最后并不能似也不可能左右形势。
3.密集争论西学的双方，均对西方缺乏一般性了解，双方真正的分歧来自中学。
可能是本书的论文题目不如上初集那么吸引人，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读得很慢，但是书中考据的内容还是很细致
“我由此而产生的愿望是，能将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彩色精印出版，以能让各路史林高手皆可加入其中，索隐探掩，切磋磨砺，眼手心法，各展绝功，渐进式地进入至层叠历史的底层，还原出历史的本来。”
索隐探掩，精彩绝伦。最喜欢公车上书和保举两节。
适合相关研究者，对于兴趣爱好者随手看看
史家之素养
应当说，康有为有生之年，所受非议甚多，因此康、梁的说法，一直仅被视为谈资，对学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更何况当时学界还不太认可近代史。但到了上世纪50年代之后，近代史突然崛起为显学，治史者又出于多重原因，经常不加区别地引用康、梁一派的言说，排斥否定康、梁的言说，且又有着多重附丽。康有为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现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被目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宣言。而前节提及的广义概念的“公车上书”，尽管数量多达31件，签名多达155人次，且已通过都察院而递到御前，却被人忽略，在历史的书写中化作为淡淡的若有若无的背景。康有为就在这一背景中大放异彩。
对非专业学者来说可读性差了点，教科书上对于戊戌变法更多的偏向是闹剧，但局内人呢，是局限，是妥协，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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