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之处，不在对两位清代学者的考据复述，而在余英时如何把一场两百年前的学术论争，读成今天知识人仍无法回避的处境。章学诚面对戴震的锐利辩才感到“寒心”“惭惕”，被迫折入“先求征实”的道路——这种被同行逼出来的紧张，何尝不是今日学者面对更硬核对手时的共通体验？书中“狐狸”与“刺猬”之分、“政治挂帅”不过是“士先器识”的现代变形等判断，直指一个尖锐问题：当学术始终屈从于道德或权力的“第一义”，认知精神被压抑，学人便只能做政治的婢女。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记住“清代学术转向”这一结论、而想追问思想如何在内在理路中自行运转的读者，也适合对“学者为何写作、又为何不安”这一处境有共鸣的人。
作者简介
增订本自序
自序
内篇
一、引言
二、章实斋与戴东原的初晤
三、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从清初到戴东原
四、章实斋的史学观点之建立
五、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
（一）“六经皆史”说发微
（二）“朱、陆异同”论的心理背景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涵义
六、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
（一）“博雅”与“成家”
（二）“狐狸”与“刺猬”
（三）有志闻道
（四）义理的偏爱
（五）考证的压力
（六）紧张心情下的谈论
（七）论学三阶段
（八）最后的归宿
七、后论
八、补论：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
外篇
一、戴震的《经考》与早期学术路向——兼论戴震与江永的关系
（一）《经考》与《经考附录》
（二）戴东原之早期学术路向
（三）戴东原与江慎修
二、戴东原与伊藤仁斋
三、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
引言
（一）中国史学中的人文传统
（二）史学中言与事之合一
（三）笔削之义与一家之言
（四）结语”
四、章实斋与童二树——一条史料的辩证
五、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 （一）引言
（二）宋明理学中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对立
（三）经典考证的兴起与儒学的转向
六、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
（一）为什么要重新解释清代思想史？
（二）宋代儒学及其内在问题
（三）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
（四）“经世致用”与颜李学派
（五）清代儒学的新动向——“道问学”的兴起
（六）经学考证及其思想背景
（七）戴东原和章实斋
（八）结语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剖析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互动与思想异同
- 揭示清代儒学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内在转向
- 运用狐狸刺猬理论解读学者性格与治学路径
读者共识
- 余英时擅长从内在理路剖析思想，视角独特深刻
- 狐狸与刺猬的比喻生动揭示了两位学者的性格差异
- 部分读者认为理论框架略显生硬，但论证严密精彩
精彩摘录
- "朱子相信心具众理，故说格物既久，可以一旦豁然贯通，而达到吾心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最后境界。东原极不取“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之说，而解“理”为客观事物之内在条理，因此他认为不断地从事穷理致知，最后可以使人的认知心变得晶莹明澈，但认知的本身则是一永无止境的历程。东原的修正恰是把朱子的“格物致知”导入一个更为彻底的智识主义的方向。"
- "我们必须承认，儒学的现代课题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种客观任何的精神，因为非如此便无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儒学以道德为“第一义”，认知精神始终被压抑得不能自由畅发。更不幸的是现代所谓道德已与政治力量合流，如果知识继续以“第二义”以下的身份维持其存在，则学术将永远成为政治的婢女，而绝无独立的价值可言。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政治挂帅”、“先红后专”之类口号并不全是新货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过是“士先器识”、“先立其大”的现代变形而已。"
- "实斋以“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展现。六经既只是古史，则最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发展的消息。至于“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三代以下之道便只能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史了。把“六经皆史”说的涵义推拓至极，实斋便无可避免地会得到“贵时王之制度”的结论，因为时代愈近便愈可见“道”的最新面貌，而时王之“政典”也必然将成为后世的“六经”也。"
- "最近英人柏林（ Isaiah Berlin）分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狐狸”（fox）与“刺猬”（ hedgehog）之两型，则更能帮助我对实斋的朱、陆异同论的深入认识。古希腊诗人Archilochus）有残句云：“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此语自来解者不ー。柏林则借用这句话来分别一切思想家与作家为两大型。一是刺猬型，这一型的人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在一个单一的中心见解之内，他们的所知、所思、所感最后全都归结到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总之，他们的一切都惟有通过这样一个单一的、普遍的组织原则オ发生意义。另一方面则是狐狸型的人物。这种人与前一型相反，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而不必有一个一贯"
- "我们必须承认，儒学的现代课题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种客观认知的精神，因为非如此便无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学以道德为“第一义”，认知精神始终被压抑得不能自由畅发。更不幸的是现代所谓道德已与政治力量合流，如果知识继续以“第二义”以下的身份维持其存在，则学术将永远成为政治的婢女，而决无独立的价值可言。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政治挂帅”、“先红后专”之类口号并不全是新货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过是“士先器识”“先立其大”的现代变形而已。当然，变形也必然涵蕴着一定程度的歪曲。儒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极端的德性论和功利论往往会走上一个共同的方向，即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因此陆"
- "总结地说，实斋丙戌和东原的第一次见面，对实斋而言，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考证方面的挑战，一是义理方面的印证。考证的挑战使实斋深切地了解到不能“空谈义理”，从此遂折入“先求征实，再议扩充”的途径。实斋自从游朱笥河之后，本已感到考证空气的重大压力，他之受到挑战并不自东原始。但东原的议论最为辩博，词锋最为锐利，终于使他感到“惭惕”，感到“寒心”，甚至觉得自己于“《四书》一经，乃正未尝开卷。”其内心震动的程度，不难想见。"
- "综观实斋文史理论之成长过程，最初得力于方志编修（《和州志》），稍后则资于《史籍考》撰纂。所以《文史通义》虽批评东原及其狭义的考证观点，而深一层看则仍不免与东原的经学考证同属于儒家智识主义笼罩下的学术产品。所不同者，东原的最后依据在六经，而实斋的学术基地则在历史耳。实斋屡言所学与并世学人全不相合。《答邵二云书》中甚至说道： 仆之所学，自一二知已已（疑当作“以”）外，一时通人，未有齿仆于人数者。仆未尝不低徊自喜，深信物贵之知希也。 这段话最可以看出他的孤芳自赏和胸中一股郁闷不平之气。但实斋的文史校雠之学之所以成为孤径，只是相对于狭义的经学考证始见其然。若就儒学之从“尊德性”转入“道问学”的发展而言"
- "惟实斋早年兴趣既已近于史学，而其高明之性又复不耐沉潜，故长于“神解精识”而不能为“训诂考质”。对实斋而言，经学考证可说是一条走不通的路。然而经学为清代的显学，非通经即无由见道。实斋不能过此关，岂非终身无“闻道”之望乎？这是东原的“考证挑战”在实斋的早期学术生命中所投下的巨大阴影。而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并在学问上卓然自立以与东原分庭抗礼，也就必然构成了实斋内心深处最难安顿的绝大课题。但实斋的好学深思终于使他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中打开了一条出路。通过方志和《史籍考》的编纂，他逐渐建立了“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最后则凝聚在“六经皆史”这一中心命题之中。“六经皆史”论的完成不但在实斋个人"
目录
增订本自序自序内篇 一、引言 二、章实斋与戴东原的初晤 三、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从清初到戴东原 四、章实斋的史学观点之建立 五、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 （一）“六经皆史”说发微 （二）“朱、陆异同”论的心理背景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涵义 六、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 （一）“博雅”与“成家” （二）“狐狸”与“刺猬” （三）有志闻道 （四）义理的偏爱 （五）考证的压力 （六）紧张心情下的谈论 （七）论学三阶段 （八）最后的归宿 七、后论 八、补论：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外篇 一、戴震的《经考》与早期学术路向——兼论戴震与江永的关系 （一）《经考》与《经考附录》 （二）戴东原之早期学术路向 （三）戴东原与江慎修 二、戴东原与伊藤仁斋 三、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 引言 （一）中国史学中的人文传统 （二）史学中言与事之合一 （三）笔削之义与一家之言 （四）结语” 四、章实斋与童二树——一条史料的辩证 五、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 （一）引言 （二）宋明理学中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对立 （三）经典考证的兴起与儒学的转向 六、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 （一）为什么要重新解释清代思想史？ （二）宋代儒学及其内在问题 （三）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 （四）“经世致用”与颜李学派 （五）清代儒学的新动向——“道问学”的兴起 （六）经学考证及其思想背景 （七）戴东原和章实斋 （八）结语
用户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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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9.6/8946
余英时真是极擅长“补空”（绝无贬义），研究王阳明时跳出常规从明朝政治环境讲起，而说戴震章学诚却从内在理路入手，但其实功力所在都是一样的：贴切的把握对象的思想本身，这思想和思想者本人心气经历的契合，然后寻找这思想本身的前身后世。于阳明是坎坷政途，于实斋，则是其天性读书先窥大体，整个清朝重考据之风气的不入和与东原的抗争，这个由尊德性到道学问的转变，与胡适的看法一脉相承，但补上了章学诚构建的入学发展过程中朱陆、顾黄、戴章的对峙局面，一则章氏心理展现的丝丝入扣，一则也体现出章对自己学问的定位与理解。余英时顺毛的功夫太厉害了。
余英时先生的出版文集至此全部读完，受益匪浅。。
第二次捧读。
借鉴了以赛亚•伯林
略读章学诚“六经皆史”相关论述。
前重读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领会到近三百年学术有三辩：朱陆之辩、汉宋之辩和今古文之辩。然后又思及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对康有为、今古文经学、民初观念的讨论。于是觉得可以再读一下余先生此书，看朱陆之辩如何转为汉宋之辩，了解明末清初到乾嘉的学术变迁。余先生“高明”，把戴和章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从思想变迁来阐述二人学术，二人如何前接朱陆之辩，如何和顾黄王三先生产生观念的联系，在其中，传统中国的学术如何从尊德性到道问学演变，清楚分明。圆神方智。
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
主要是以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与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关系切入明清思想学术转向的内在理路。自序以及外篇当中〈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与〈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皆值得再读，比较戴震与伊藤仁斋、章学诚与柯灵乌的两篇也有可观。窃谓智识主义推至其极则必然琐碎而无聊，缺乏意义感，反智识主义推至其极则必以煽惑为本，令人作呕，然推求二者之中道则不免沦为一事无成，大概也只能在几百年的时间尺度上求一平衡吧。
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切入，论及章学诚「六经皆史」「朱陆异同」与其历史思想（言事不可分、一家之言、别识心裁），戴震「义理之学」，并引出宋明儒学至清代思想的发展论。宋明理学以其「尊德性」融入清代「道问学」思想中，二者并非全然对立或分截，而自有相承之一脉。且清代虽有汉宋（考据义理）之争，然「尊德性」与「道问学」本身即是儒学的两个车轮，义理须取证于经典（陆王已是），缺一不可。不过清代考据学发展至后期逐渐脱离社会实际，使「道问学」与「尊德性」分道扬镳，故学者如段玉裁晚年自责自悔。但后来为救亡图存，经世致用复兴，这又是后话了。（读得过分吃力了TT，我对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实在所知甚少。还是要去读钱穆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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