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翻开《上学记》，你几乎会忘记这是一本回忆录——它太不像回忆录了。何兆武没有罗列名人谱系，也没有借西南联大抒怀，而是反复追问一件事：究竟该怎么读书、怎么思考。书中那个椭圆中点连成小椭圆的数学题，成了他终身的隐喻：解释不通时，就该换一种坐标。于是有杨武之因学生贴字驳斥而辞去系主任，有对钱穆《国史大纲》直言其只歌美好、回避腐朽，还有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巴金缺乏思想深度。这本书最锋利的地方，正是这份不肯被任何既定坐标收编的怀疑精神。它适合那些对“拼命熬夜读书”的单一叙事感到怀疑的人，也适合想重新理解“自由”二字如何塑造一个人的读者。它不提供答案，只提供一种不肯停止追问的姿态。
作者简介
何兆武，1921年生于北京，原籍湖南，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历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译述康德、卢梭、罗素、帕斯卡、孔多塞等西方思想家的学术经典20余种。论著先后结集为《历史与历史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以何兆武先生的口述，真实还原了从北平求学到西南联大迁徙的完整经历，不仅记录了闻一多、金岳霖、冯友兰等大师的鲜活形象，更深刻展现了战时中国知识分子在物质极度匮乏下，依然保持精神自由与学术尊严的动人图景。
- 书中对‘自由’与‘幸福’的探讨极具穿透力。何先生指出，联大的幸福源于对胜利的信念与社会前景的乐观，以及个人在学术探索中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散漫’的学风，如逃课、跨系听课、师生平等辩论，被视为学术生命力的源泉，与当下功利化教育形成鲜明对比。
- 何兆武以理性而坦诚的笔触，反思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曲折。他不讳言对巴金文学深度的质疑，推崇鲁迅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并指出当时社会存在的‘阿Q心理’与盲目自大。这种不迷信权威、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及将精神追求置于世俗功利之上的价值观，是全书的核心灵魂。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有体温’的历史著作，真实、亲切且充满理性光辉。大家高度认同书中描绘的西南联大‘物质艰苦、精神自由’的状态，认为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巅峰时刻，对那种自由散漫、师生平等、思想碰撞的学术氛围充满向往与羡慕。
- 许多读者被何兆武先生‘不惮于表露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坦诚所打动。他对于巴金、鲁迅的不同评价，以及对国民党体制、民族劣根性的犀利剖析，被视为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展现了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 读者共识认为，本书不仅是回忆录，更是对当下教育与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通过对比何先生时代的‘自由’与当下的‘功利’，读者深感震撼与反思。大家一致认为，书中关于幸福、自由、治学的观点，如‘精神追求本身就是目的’，对治愈现代人的焦虑与迷茫具有重要价值。
精彩摘录
- "巴金的文章我也不欣赏，一直到老我都不欣赏，觉着那些东西缺乏思想深度，得不到什么启发。可是鲁迅先生辛辣、讽刺的笔触却打动了我，我对他那么冷酷无情地鞭挞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深有同感。解放以后大概我们的评论家们认为应该鼓舞中国人的士气，不能妄自菲薄总说泄气的话，所以对民族劣根性方面不再提及，一提就是光荣伟大、勤劳勇敢，一直到今天都有这个问题。不好的时候自卑自贱，好的时候就跳到另一个极端自高自大，动不动把老祖宗搬出来，这不和阿Q心理一样？这是没出息的表示。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才能真正进步，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是没有好处的。"
- "我小时候读书不是很卖力，不过成绩还说得过去，所以上大学最先考的是工科。其他同学的情况不尽如此，确实有开早车、开夜车的，或者既开早车又开夜车，不过那是死读书，成绩也并不一定很好。我想，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过去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总想着怎么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去干，干到夜里不收工。我们在干校的时候，两个星期才放一天假，而且来不来就夜战，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其实也没干出多少成绩。成绩不是靠体力拼出来的，要是这样干的话，撑死了也翻不了一番，更提不上翻两番、翻三番。一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你不能干四十八小时的活儿，要这样拼的话，爱因斯坦做出那么大的成绩，他一天得干多少小时？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总"
- "那一年数学考题非常之难，也不知道是谁出的，比我们中学所学的更深。其中有一个题目我还记得，在椭圆上任取一个点，问：把这个点到椭圆上每个点连线的中点连接起来，是什么图形，并列出方程。我知道连起来是一个内切小椭圆，给描出来了，可是列不出公式。有个同学数学学得非常好，考完了以后跟我讲，这道题不能用正坐标表述，得用极坐标。经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另外，这件事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一个终身受益的启发：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就得另换一个坐标，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 我想，历史中真正学术上、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大概都需要坐标的转换。有些用原来的坐标解释不了了，却仍在那里生搬硬套，是行不通"
- "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６０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
-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文革”时候，有些激进的红卫兵大概也确实有过这种感觉，以为今天革命，明天就会“赤遍环球是我家”，马上全世界就都可以红旗招展、进"
-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得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后来杨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还辞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请了一年病假，这是今天不能想象的了。 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
- "法拉第学徒出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不懂高等数学，这对于学物理的人来讲是致命伤。可是他发明了磁力线，用另外的方式表述电磁现象，后来成为电学之父。这次谈话使我深受启发，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比如过去讲历史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是理解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深刻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了解他。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
- "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轻视、看不起的那一面，没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发出来。"
目录
用户评论
一部个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从废科举立新学 到民国教育体系 到抗战时期亲历西南联大 再到内战时在两岸的漂泊 那些口述的生活与过往里 闪现又隐没了太多我们所能触及的文字里所抽象的人物 但在作者的眼中 那不是符号 而是他的老师 朋友与同学 是他的经历 他的岁月 他的人生。
非常有趣且真诚的一本书，读起来很快
两个时代，向往，一个是魏晋时期，一个便是民国，向往的是当时的文化氛围以及所处当时文化中的人和事情，虽战乱频繁，但思想自由，而自由，这确实许多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东西。那个时代，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谓真名士，那里总不会被遗忘，那里有日渐少去的真性情的文人。他们洒脱自然，放浪不羁，可以大块吃肉，大碗饮酒，也可谈起政治哲学如口吐莲花，可以上骂苍天，下骂总统，自己乐意就好。而这这本书中，看到的是一个个民国时期的老人以及其轶事，窥一斑而知全豹。读来饶有趣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些细节和小事他的吃货室友汪曾祺也写到过。当然后者的关注点主要是吃…然后顺便带过…
大学应该是这样的！
淡淡的，对于从前的幸福和学术自由向往但心知自己不配，物质富足的年代宣称自己无谓贫苦只愿精神自由是苍白的、何况懒惰和麻木已经让人不在意如何活着，只能望着过去的幸福轻叹一口气
“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
深受触动。
有趣
民国是浪漫的，还是黑暗的？何老先生作为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他的经历大概更接近浪漫视角，他认为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七年最值得怀念，是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个中原因，除了名师同窗作伴，智识之成长，精神之满足，我想也是因为那时候的自由，那确实是一个百花齐放、思想自由的时期，是知识青年的黄金年代。尽管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甚至于天天跑警报，他们那一代青年却能感受到非常之幸福，因为他们都直觉地、模糊地，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能过上美好的生活，这符合他对幸福的定义。何老先生也是位好老师，作为近代史的亲历者，他总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对历史事件做出点评，他讲孙中山以俄为师与当时的国际大气候有关，讲国民党败于政治和经济的垮台，皆是简明扼要，直指要害，让人印象深刻。
终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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