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题材新颖，方法独特，是有关60年代文化运动的一次大胆的“文化研究”尝试。作者以文化革命立题，在政治经济学与语言符号学的学科交叉边界上，出色展示文化研究的崭新思路，提出一套有效的跨学科解释方案。其最具挑战性的见解，是认为60年代西方新左派学生运动及其形形色色的反文化实践，实乃资产阶级政冶革命与经济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历史延续。作者将黑格尔的历史形态学、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综合成一个历史阐释框架，提供了关于60年代文化革命的一种历史阐释。
本书是一部有关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比较深入的研究专著。不仅涉及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理沦文献，而且提出了十分独到的观点，认为这是“以反叛资产阶级的名义来完成资产阶级本身的一场革命”，“是资产阶级夺回旁落于贵族和左派之手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这一结论打开了我们理解60年代革命之性质的全新视野，并且对理解当今的理沦流派和学术研究的意义均有不小的启示。
AI导读
核心看点
- 60年代学运实为资产阶级夺回文化领导权
- 跨学科视角解析反文化运动的历史延续性
- 揭示中产阶级代际冲突背后的阶级本质
适合谁读
- 对60年代西方文化运动感兴趣者
- 社会学、文化研究及历史学爱好者
- 关注阶级分析与意识形态变迁的读者
读前提醒
- 理论密度大，建议结合目录分章阅读
- 需具备一定西方思想史背景知识
- 观点犀利独特，请保持批判性思维
读者共识
- 逻辑严密，论证层层深入令人叹服
- 视角新颖，打破了对60年代运动的刻板印象
- 学术性强但文笔生动，兼具深度与可读性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那一代人的消失，带走了一个热情而富于正义感的时代，当今时代有充分理由对政治狂热保持冷淡，而稳健的尝试也忠告人们：宁可生活在平庸的时代。乌托邦的想象力，曾在人们头脑中创造出层出不穷的自由幻象，激起一阵阵意欲改变世界历史的热情，如今却在利己主义的冰水里冻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平庸智慧。人们以更大的生活欲望和更小的政治激情，重新热爱平庸并容忍这个到处是缺陷的世界。革命，在后革命时代人看来，是一项高成本风险投资，高得足以打消任何革命念头。要对付以政治高热为症状的法国病，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患上以政治冷静为症状的英国病；萨特之后，必定是雷蒙•阿隆；凯恩斯之后，必定是哈耶克。屋顶上的风信鸡已转向"
- "人倾向于保持一种虚幻的同一性。当一个人把他的多重人格中的一种显现为唯一的人格时，他就在追求自我同一性。E.M.福斯特从文学人物角度将其称为“扁平人物”，以对应有更多人格、更复杂、更矛盾的“圆型人物”。当一个人觉察到内心的矛盾时，他实际发现了自我内部的他性的存在。为恢复自我同一性，他试图去掉这种他性。但更多时候，他性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在外部，附着在另一个人身上，这时，他者就变成了敌人。 资产阶级是有史以来人格最多的阶级。它的另一个名称“中产阶级”最能表明这一点。它是“中间的”，介于贵族与下层之间，既分有上层阶级的部分人格，又分有下层阶级的部分人格。资产阶级通过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消灭个贵族，又通过镇"
- "他（欧文•豪）借用文化保守主义者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术语，称中产阶级造反大学生为“新野蛮人”。特里林自命为19世纪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美国传人，而在阿诺德的术语里，“野蛮人”指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贵族，一个“不仅充满户外活动的激情，还充满个人自由的激情的贵族阶级……野蛮人的这种文化（姑且称之为文化）大体上不过是一种外在的文化，主要体现为外在的禀赋、风度、相貌、礼仪、才艺和体育才能。”（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当60年代的嬉皮士在70年代后纷纷出落成高雅而冷淡的雅皮士后，新野蛮人才真正证明自己原来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野蛮人的苗裔，只是比其先辈更精于生财之道，恰如Yuppie（Young ur"
- "贝尔的历史想象力是意象派的，是空间性的，也就是非历史的，试图把分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若干符合他心意的东西并置在一起，平凑成一座哥特式的“三一教堂”。他说：“我在经济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就像你从集体农场回来，顺路在街角发表一番有关个人自由的演讲，晚上则在家挑灯度莎士比亚。"
- "甘地、毛泽东、胡志明、格瓦拉这些第三世界的革命者之所以投合西方中产阶级大学生的想象力，首先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大学生一样；其次，在其从事革命的最初岁月，也只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和中产阶级大学生年龄相仿。"
- "“对于英国文化而言，”伊格尔顿说，“爱尔兰就成了自然。”就像威尔士在英国文学中被梦幻成“有机社会”一样，爱尔兰也成了自然主义的田园。英国文学是以一种对待风景画的态度来对待爱尔兰的，使其土地风格化了，成了审美的对象。这种对待土地的方式，更多地根源于英国土地贵族与自己的庄园的关系。对贵族来说，土地不是耕种的对象，他不必亲自耕种它就能够从土地获得收益（地租），因此，从土地的经济学来看，他与土地只有一种抽象的所有权关系。何况，在维多利亚时代，贵族纷纷移居城市，只是偶尔去乡下庄园走一趟，而他们来到乡下，更多是为了度假。此外，由于贵族迁到城市，以前经常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地租，改以货币支付，而货币使得这种本来"
- "“对于英国文化而言，”伊格尔顿说，“爱尔兰就成了自然。”就像威尔士在英国文学中被梦幻成“有机社会”一样，爱尔兰也成了自然主义的田园。英国文学是以一种对待风景画的态度来对待爱尔兰的，使其土地风格化了，成了审美的对象。这种对待土地的方式，更多地根源于英国土地贵族与自己的庄园的关系。对贵族来说，土地不是耕种的对象，他不必亲自耕种它就能够从土地获得收益（地租），因此，从土地的经济学来看，他与土地只有一种抽象的所有权关系。何况，在维多利亚时代，贵族纷纷移居城市，只是偶尔去乡下庄园走一趟，而他们来到乡下，更多是为了度假。此外，由于贵族迁到城市，以前经常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地租，改以货币支付，而货币使得这种本来"
- "穷人子弟对造反的冷淡，出于他们对体制的认可和信任。他们有理由这样。此外，战后兴起的巨型大学也是为了接纳从世界各个战场归来的大量退役士兵以及随后从美国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大量孩子，以扩大受教育者的阶层范围。时任加州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凯尔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指出：“知识工业的增长是造成［大学机构］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知识工业正向管理和商业扩散，对越来越多的受过越来越高的训练的人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 由于工业社会对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大学日益从修道院式的“文化教育”机构转变成技术人才培训基地。此外，规模越来越大的大学在财政和管理上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复杂，需要发明一整套企业式的科层化现代管理体制，使大"
作者简介
程巍，1966年5月生，湖南岳阳市人。曾分别就读于武汉大学英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文学博士。1997-1998年访学于哈佛大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文集《查尔斯河上的桥》（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以及论文若干，译有《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和《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等。
目录
用户评论
密度太大了，看几页就必须停一停。在已经不较劲读书的阶段，还这么较劲的看一本书，当然是因为值。
摇滚青年们应该一看，很有启发性
好到让人词穷。以60年代中产阶级大学生运动是资产阶级继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后进行的一场文化革命为核心观点铺开论述，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分析材料的能力令人叹服。除对核心观点的论述外，谈《禁酒法案》的兴废和20世纪“英国文学”的学科化的两部分也精彩无比，且能通过层层推衍最终支撑结论。两个处理得有些模糊的地方，也是自己的疑问：1.所谓的文化等级制，亦即对高级文化-低级文化的区隔，究竟只是一种阶级事实的投射，还是存在着某种文化/美学的自律性？2.当这场革命高举左派的大旗行资产阶级文化革命之实的时候，学生们究竟是充当了历史理性的某种无意识中介，还是他们也有充分的自觉呢？
“作为事件的60年代能在历史形态中找到它的连续性，而历史的连续性能在60年代找到它的事件性表达” 真不简单 又是一个亡命之徒
虽然写得很好但还是对立论有意见。为什么封建社会可以有其贵族与平民文化，而资本主义社会就只能有“资产阶级自己”的铁板一块的文化呢？难道中产阶级（与资本家相对）不正是资产阶级分化的结果吗？如果说这次运动的主体是白人男后裔，那么为什么哈佛耶鲁闹得完全没有多元的加州那么凶呢？既然资产阶级文人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叫嚣革命，那么为什么说左派一定是应该属于工人阶级的呢？不过除开框架之外作者还是有很多洞见的，比如可以看出八十年代末与68年的相似性，的确都是作为中产预备役的知识分子在上路之前的一次自我脱罪，仿佛一个社会不经历它就无法心安理得地进入经济腾飞阶段一般——而且都是几颗子弹就可以停下来的。再次证明了革命需要从欲望来分析。从许多方面都已经预言性地描绘出了今天身份政治的兴盛。
今年的年度最佳预定！
可以说，全书大体上是一部大型的文献综述，读起来确实有些让人头昏脑涨，也发现自己知识版图上对从古典哲学到后现代思想的大幅空白。但真正难能可贵的在于，作者从这些文献和历史事件当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针对60年代西方“新左派”运动的诠释学方案。
从作者的路径继续下去，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今天“网左”的文化现象...
虽然一股御用文人装左的味道，但我也想他也意识到了哪一点，并且甘愿作为他们的一员消逝
这书写得太给劲了，但为什么只有8.9分
仅想读引言部分。
一定要找个时间来写篇长评。我的人生之书，答案之书，引言里的每个字都想刻烟吸肺。也许有些人阅读它的动机源于对书名这一归类自恋地自我代入，那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书的神奇之处在于：我在书中的确找到了自己的坐标，但“找到”恰恰是因为明白自己不可能从任何历史，包括我们的历史和他们的历史里，找到我的坐标。就好比极乐迪斯科里的世界地图——一个摔碎的碟子浮在水上，我站在其中的一块残片上，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与许多叙事与历史的断裂，也不再渴望为这长河里的先人与偶像们招魂。但明白这点对我很重要，就像有怪异症状焦躁不安的病人被医生诊断/归类为某种疾病后可稍感安慰，因为症状可被解释。我所追寻的并不是出路，只要解释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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