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是宇文所安教授1996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包括一篇导论和七篇论文，并附录了三篇古典诗歌、传奇作品的英译。全书在所探讨的时序上似乎延续了《初唐诗》、《盛唐诗》，其旨趣则大有不同；它的篇幅较之宇文教授的前两部著作要小得多，而涉及的论题之广且大，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各篇的要义，宇文教授在导论中现身说法，已有揭示，此处也就无庸辞费了。
第一篇论文，《独特与独占》，将中唐文学对身份的再现视作对他人或为他人所排斥。在个人身份的层面上，这样的一种特立独行要吧表现为宣称自己优于他人，不过它也可以是一种异化感，而这种异化感造成了他人对自己的排斥。在中唐时代的作品中，特立独行表现为一种独特而易于辨识的风格，它可以为他人所袭用，但它却总是与一个个体作家挂钩。
接下去的一篇论文，《自然景观的解读》，讨论各种不同的再现风景的方式，显示自然的潜在秩序如何在中唐成为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文本对于自然的井然有序的表述和品评；这样的风景具有建筑性，这在先前的诗歌是罕见的。另一方面是对于缺乏潜在秩序的风景的再现，是美丽去不连贯的细节的堆砌。
这第二篇论文公限于物理世界秩序的再现问题，然而同样的问题也在人伦世界的事件中生成。《诠释》这第三篇论论文探讨中唐时代的一种倾向，它对现象所给出的推测性解释，要么就是与常识相乘违，要么就对通常认为无需解释的境况做出解释。如此独特的诠释，缺乏任何证据或文本章顺的支撑，常常沾染上一层富于反讽甚或疯狂的意味。
第三篇论文《机智与私人生活》审视对私人空间和闲暇活动的游戏性的夸大诠释，作为抗拒常规价值的一种私人价值观的话语。
第四篇《九世纪初期诗歌与写作之观念》探讨中唐时期对写作，尤其是对诗歌写进行再现时发生的某些根本性的变化。
最后两篇文章探讨八世纪晚期成形的新的浪漫文化。
宇文所安,又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于美国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沉湎于诗歌阅读,并初次接触中国诗,虽然只是中文翻译,但他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二十年后应聘哈佛,任教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有著作数种,论文多篇。其人也,性乐烟酒,心好诗歌。简脱不持仪形,喜俳谐。自言其父尝忧其业中国诗无以谋生,而后竟得自立,实属侥幸尔。
- 本书深入剖析中唐文学中个体意识觉醒与‘特性’追求，揭示诗人如何通过标新立异的风格、独占自然景观的文本策略，来确立个人身份并排斥他者，反映从集体规范向个体独特性转变的文化心理。
- 探讨中唐时期对自然秩序、社会伦理及私人生活的反常诠释与游戏性夸大，分析浪漫传奇兴起背后的经济强制与道德困境，揭示文学如何构建超越社会约束的私密空间与情感关系。
- 批判性审视西方现代性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对接，书中虽以‘中世纪终结’为喻，但部分论述被指过度引申，读者需警惕理论框架的生硬套用，辩证看待其对中国文学史转型的独特透视。
- 适合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特别是中唐时期社会文化转型与文学观念演变有深入研究兴趣的学者，以及希望从海外汉学视角重新审视唐宋变革论的学术研究者。
- 适合对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及西方理论本土化应用感兴趣的读者，能够接受并批判性思考将西方‘现代性’、‘主体性’等概念应用于中国古代文本分析的尝试。
- 适合对《莺莺传》、《霍小玉传》等唐代传奇作品及其背后社会伦理、性别权力关系有探究欲望的读者，书中对浪漫传奇的解读提供了极具颠覆性的分析路径。
- 本书理论密度高且部分翻译晦涩，阅读时需结合唐代历史背景，切勿孤立看待其激进观点；建议先了解盛唐文学特征，以便对比理解中唐文学中‘奇’、‘险’及个体化倾向的实质。
- 书中部分章节如‘特性与独占’逻辑跳跃且概念游移，易造成阅读障碍，建议跳过晦涩段落，重点关注其对具体文本如白居易诗歌、传奇小说的细读分析，以获取实质性文学见解。
- 需保持批判性思维，书中将中唐视为‘现代开端’的论断存在争议，读者应警惕其过度阐释，同时汲取其对文本细部、作者心理及社会规范冲突的敏锐洞察，作为研究参考而非定论。
- 读者普遍认可书中对《莺莺传》等传奇作品的解读极具洞察力，笔笔到位，鲜有后人能绕开其分析框架；但同时对前几篇关于‘特性’、‘自然秩序’的抽象理论推演评价两极，认为其牵强附会、难以卒读。
- 多数读者认为此书视角独特，虽有用西方话语强行诠释中国古典文学之嫌，但其对个体意识、私人空间及反常规诠释的挖掘，为理解中唐文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颖维度，具有启发意义。
- 读者共识指出该书翻译质量参差不齐，部分章节晦涩难懂，且理论运用痕迹过重，导致阅读体验不佳；但承认其在打破传统文学史叙事、揭示中唐文化转型征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盛唐诗歌的诗联，以其根植于宇宙法则的修辞为基础，似乎强化了自然秩序。然而中唐及晚唐诗人却倾向于构筑“奇”，精致的、不能再缩减的个体局部，基于机智或神秘之上的类比。"
- "他这样做究竟是在干什么？ 秩序与方向的问题在这里成了头等大事：它们是荒野的对立面。"
- "任何有关中唐的描述都追溯到韩愈这位讲故事的能手，他的文学和文化史叙述造就了所有后来的叙述①。（①：“中唐”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术语，始于明初，最初是用来指安禄山叛乱（八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或杜甫之死（770年）的诗歌史；也就是说，“中唐”的开端在何处取决于文学史家如何来结束“盛唐”。然而树立起以李白和杜甫为核心的盛唐诗的形象，则要归功于韩愈及其他中唐作家的创造。）"
- "只有在中唐我们才会遭遇到这样一种新观念，即诗人可以通过一个地方进行不同凡响的描述来“占据”一个地方。假如诗人通过文字体现了一个地方，别人就不会再去写它了；他们会意识到，对这个地方的再现已经成为某一个诗人所特有的了。 如果说实际的占有是昙花一现的话，那么对某一地方的诗性拥有则反倒有可能是永久的：“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 所有后来的游人，都会发现前人的诗篇在此地留下的印记，而且都会通过前人的诗来体验此地。永远占有一个地方，只有通过文本才能实现。"
- "然而，有一种外在强制的约束形式，必得受到抑制，传奇才能得以成立。这一特殊的外在约束的影迹，依然不断侵入传奇的叙事表现之中。这即是经济的强制性，这一社会性因素使得浪漫传奇的发生之所“风月场”得以存在。在许多浪漫传奇中，否认女性在与男性的关系中有任何经济约束，是一个关键的情节因素：霍小玉用的是自己的钱；李娃断绝了与鸨母的关系，耗尽了自己的积蓄；王氏则从阴间出来夜候李章武。在每一种虚构情况里，对男女间关系的再现，都超越了女方对男方经济上的依赖性。 这一特殊的情节因素，提示我们注意到虚构的浪漫传奇与风月场的社会现实——它是虚构的传奇所指涉的背景——之间的差别。风月场中的关系是由金钱交易支持的。女性方面"
- "吾怜而售之"
- "诠释行为的种种变型标志着人们对主体意识的自觉。主体性先前或多或少与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在内心生活和对外界规则的理解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隔阂。在白居易的诗中，我们看到主体为感情所打动，对这些感情来说，仅仅识“理”（理性原则或自然法则）是不够的（这种做法开始了情和理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将会变得更加显著）。这种“理”观包含了理性的极限，且将诠释行为视为有感而发，为“主体”在公众论断之外开辟了一个空间。在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其他例子中，个人化的诠释意味着一个做出诠释、但不能被自己的诠释限制住的主体。在传统知识的中古阶段，自我可以通过文章加以再现，而且自我的运作也是可以被解释的。在这个中唐的新世"
- "所有权的概念——这里我说的是所有权，是指一种远远超越了拥有某物以便实际使用的快感——是一个巨大的谜。一样东西，或者一个地方，打上了某一个人的私章，系于某一个人的名下。不难看出，这和具有特性的个人风格是多么密切地相关。具有一种个人风格或者拥有一样东西的快感，就在于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占有物，且把他人排除在外。两者都与人生无常的问题息息相关，且都要经受考验，看是否有权力将它们传给他人。对于物和土地的占有在这里是较为低劣的占有，因为传承的过程变幻无常，而所有权的合法性只能靠一纸文书来证明，因为文书可以把所有权的谱系追溯到原主。拥有一种独特的风格或者一篇不同寻常地描述了某一经验或地方的作品，则是将所有权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