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研究的重心而论，文化史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则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动作方式。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在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之中。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这是宋代在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但是根据比较严格的史学观点，我们仅仅满足于从直觉或整体印象所获得的抽象论断。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于此。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宋代士大夫兼具文化主体与政治主体地位
- 儒学复兴与政治改革的深度交织互动
- 理想与权力在历史实践中的动态冲突
适合谁读
- 对宋史及士大夫政治文化感兴趣的读者
- 希望深入理解朱熹时代背景的思想史学习者
- 关注历史中理想与现实关系的研究者
读前提醒
- 留意余英时对宋代政治文化独特视角的构建
- 注意作者如何从内圣外王角度分析士大夫行动
- 提前了解宋代党争与道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读者共识
- 余英时展现了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与历史全貌
- 学术视野宏大，但部分读者认为材料取舍有争议
- 核心贡献在于打通思想史与政治史之间的壁垒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整体而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宋代士的功能已发挥到最大的限度。陈寅恪曾说：“六朝及天水（按：即赵宋）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论再生缘》，收入《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72）以六朝与宋代并论是很有根据的，因为六朝是所谓“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时代。所不同者，六朝士的政治地位建立在门第的社会基础之上，而士在宋代则是“四民之首”，他们的主要凭借是科举制度，已具有公平竞争的性质。"
- "神宗与王安石是在变法的共同理想上结合在一起的。但理想一落到权力的世界，很快便会发生种种难以预测的变化。唯一可以断定的是权利的比重必将压倒理想。"
- "佛教的入世转向早始于中唐新禅宗的兴起。（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页15-26）到了北宋，佛教的入世更深了，高僧大德关怀时事往往不在士大夫之下。又由于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与社会上的地位上升，影响特大，释氏之徒为了弘扬佛法必须借重他们的鼓吹之力。因此僧徒与在位士大夫之间的交游密切，也成为宋代政治文化中一个最突出的现象……他们一方面广读儒家经典并阐明其意涵与价值，另一方面更公开承认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责任，而佛教的社会存在也必须依靠儒家在治平事业上的成就。这可以说是北宋佛教的儒学化，与僧徒的士大夫化互为表里。"
- "尽人皆知，理想化的古史已为现代考古学与史学所彻底摧破，上古“道统”无论作为信仰或预设显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能暂时将现代历史意识搁置起来，不犯时间错置的谬误，则这一信仰或预设在19世纪末叶以前的有效性毕竟是无法否认的。由于每一时代的思想都必然始于某些基本信仰或预设，我们最后要追问的是宋代理学家为什么要相信或预设上古曾出现过“道统”？至于此说今天在史学上已不能成立反而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
- "用现代观点说，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迟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的肩上。"
- "哲学史家关于“道体”的现代诠释虽然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理解，但就宋代儒学的全体而言，至少已经历了两度抽离的过程：首先是将道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其次再将“道体”从道学中抽离出来。"
- "凭着许衡继承了朱熹的道学这一事实，杨维桢便可以将元朝“正统”的开始向后推延了了四十五年，她所加给“道统”的政治分量之重，真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
- "《中庸序》和《答陈同甫》的共同基调是用“道”来范围“势”，包括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消极方面是持“道”批“势”，积极方面则是引“势”入“道”。"
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目录
用户评论
再读还是亦犹未尽，品之香醇~
现在能见到的好书，大半是外国人写的。可惜买不起很多，而现在的中译本多一半达不到出版的水准。其实，中国人写的书，但凡接近人家的水准，我当然愿意首选。自家的文字，自家的事，读着亲切，用自家文字表达出来的思想，很多精妙婉转是翻译文字很难为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就让我不忍释卷。儒学多半是以解经方式阐论，在余英时笔下，儒学和历史和实际政治交织起来了，既有益于我们了解经典，又有益于我们了解中国皇朝时代的政治精神。读历史书，我悬三个希求：学识、见地、态度。《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者俱佳。
从“内圣外王”的儒学理念出发，详细讲述两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理念与政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整体面貌以及两宋时期的政治文化生态特点全面而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余英时先生学贯中西的才华在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既有严谨而详尽的传统史料考据能力，又展现出运用现代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进行宏大历史分析的视野和功力。最后一章《皇权与皇极》中运用心理史学分析南宋三代帝王心理行为特征的段落尤为让人击节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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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4.75/8946
其实只看了序的上半部分，很看瘾，欲入手，等
忘得差不多了，该重读了2023/3； 已读大半，有新的理解2024/6； 重读一遍，笔记待整理2024/7/11
引证和结论的逻辑关系没什么问题，不乏洞见，就是真的啰嗦，行文的简洁和达意度堪称我看过的史学家里最差的。
精华在绪说。
个人认为是余著中的翘楚
偏政治历史类，精炼好读，作者做到了附论中提到的荀子“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对我的启发：1.朱熹区分“道统”和“道学”，以周公为分界。2.南宋理学家历史形象呈现矛盾一面，源于“内圣”和“外王”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3.“后王安石时代”与熙宁变法时期相比，政治上多了一层“内圣”的曲折，理学发展的也正是儒学中“鞭辟向里”的这一面。4.朱熹重视《大学》是因为这惟一的经典文献在“内圣”与“外王”之间提供了一往一来的双轨通道。5.宋代士大夫无论是正面提出政治建议或反面批评时事，往往援引特定的经典作为根据。《周易》是个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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