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作者把'文书'当成透视唐代中枢权力博弈的镜子，而非单纯的公文整理。读者最津津乐道的，是它用奏敕流程的重写，讲清楚了皇权、相权与宦官集团的角力：从唐初尚书省独占奏事优先，到六部中书舍人被'六押'重用，再到开元政事堂演变为中书门下，最后宦官集团凭敕牒坐大、南衙北司对峙——每一步制度变迁都能从文书形态的此消彼长里找到注脚。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前期三省、后期中书门下'这类定论、想追问'到底怎么变的'的读者。不过也有读者提醒：新材料有限、个别章节论证偏薄、概念或有失准。它不是轻松的入门书，而是一场需要耐心跟进的严密推演。
作者简介
郭桂坤，1988年生，四川南部人。2010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毕业，2016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毕业。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政治制度史、中古历史文献学。在《西域文史》《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目录
用户评论
以文书御天下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显著特征，文书行政的变化可以折射历代王朝中枢体制的演变。唐代前期的中枢体制为三省制，学界早有定论；至于后期，近年学者多主张为中书门下体制。本书作者则认为，唐代后期宦官集团利用敕牒发展壮大，南衙、北司对立并行，中枢体制可视为双轨制，开北宋二府制之先河。
对这类书越来越没兴趣，应该不会再读了。
越看越糊涂，典制类文献所做文书分类真的能和出土文书若合符节吗？“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荣新江已经委婉地指出，作者受清代的奏折和军机处相关研究影响颇深。
前四章聚焦于作为文书收发中心和信息枢纽的尚书省，其地位是如何松动的。奏状的增长、发日敕的增长、奏抄的被压缩、中书省的强势介入，不仅是君相权力的矛盾，更多是行政效率的需要。后三章分点讨论，行政效率更高的敕牒逐渐压倒敕旨占据主导，奏抄虽然衰微但还有一定空间，宦官系统是另一个和中书门下并行的敕牒中心。虽然以文书为中心，其实是从文书入手讨论中枢政治体制，对中村裕一、刘后滨和王孙盈政做了一些修订和缝补。涉及到职官和选任之处有一些疏漏误读（对宦途八骏“不入”的误解不太应该），对五花判事的“破”可以成立，但“立”的证据同样不充分。第二章较冗长，第六章是泥沼建房根基不稳。第七章比较好，在袁刚、方诚峰之上作了推进。
主要以皇帝敕旨（制书与日敕）、宰相(包括中书门下与专权宦官)敕牒等的唐代王言体系发展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唐代政务运作的演变过程：从唐初尚书省得到优先奏事，到虚化尚书省、面奏皇帝、“六押”六部的中书舍人得到重用；开元时改革，政事堂转变为中书门下，政务参议和政令颁布的壁垒打通，到晚唐枢密使介入延英奏对，并以“口敕”“贴黄”侵夺中书门下行政权。
结语爱看🥺
求书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