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欧洲 - [塞尔维亚] 佐兰·米卢蒂诺维奇](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s/9787100224147.jpg)
书籍介绍
“如果我的思想是善良的，是真实的，那为什么比不上那些产生于罗马或者巴黎的思想呢？是因为我的思想诞生在这个叫作特拉夫尼克的小山沟吗？难道我的思想就不应该被注意到，不应该被记录下来吗？”
——伊沃•安德里奇（前南斯拉夫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本书作者米卢蒂诺维奇用他的巴尔干之眼，梳理并阐释了十四位塞尔维亚作家笔下的欧洲形象。巴尔干的“野蛮人”撞见了欧洲的雅努斯之神，在一系列的盲目崇拜、误解、缠斗、反思之后，完成了塞尔维亚文化的自我确证。
★ 挑战欧洲中心主义叙事
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从“不西方，毋宁死”到“克服欧洲”的过程中显影，打破“巴尔干—欧洲”等于“野蛮—文明”的叙事模型。
★ 打破偏见和刻板印象
塞尔维亚对欧洲的想象与欧洲对巴尔干的想象互为镜像，误解和偏见在此成为一种常态。对误解和偏见的研究，为互相理解提供了新的愿景和可能性。
★ 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样本
欧洲文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或被塞尔维亚文化吸纳，或被改造。对欧洲形象的反思和批判，正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同样作为后起“他者”的中国应如何为现代性刮骨疗毒，塞尔维亚作家们的反思将会给我们带来启发。
【作者】
佐兰•米卢蒂诺维奇（Zoran Milutinović），1962年出生于塞尔维亚，博士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南斯拉夫文学和比较文学专业，现任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和东欧研究院教授，欧洲科学院成员，主要从事斯拉夫文学和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主要著作有《图书馆里的幽灵：伊沃•安德里 奇关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论述》《为过去而战：伊沃•安德里奇与波斯尼亚的民族主义》《什么是“西方”？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20世纪早期塞尔维亚文化中的“西方”》等。佐兰还是学术期刊《斯拉夫和东欧评论》《新区域研究》《巴尔干》的编委。
【译者】
彭裕超，欧洲语言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教学、文学翻译、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学关系史研究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通过梳理十四位塞尔维亚作家笔下的欧洲形象，揭示塞尔维亚知识分子从盲目崇拜西方到批判性反思，最终实现文化自我确证的思想历程。作者挑战了将巴尔干视为野蛮、欧洲视为文明的二元对立叙事，展示了塞尔维亚文化如何在误解与缠斗中完成主体性建构，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刻板印象。
- 书中深入探讨了塞尔维亚对欧洲现代性的复杂态度，指出塞尔维亚知识分子未能成功移植欧洲文化模式，也未能建立本土模式。通过对安德里奇等作家作品的分析，批判了以欧洲为标准的现代化进程，揭示了边缘民族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身份焦虑与文化困境，具有深刻的现代性批判意义。
- 作者强调误解是常理，理解是奇迹，反对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书中指出塞尔维亚与欧洲互为镜像，偏见与误解是常态。通过剖析塞尔维亚作家对欧洲形象的解构，本书为全球化背景下后起国家如何保持文化独立性、拒绝被单一现代性标准同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警示。
适合谁读
- 对东欧历史、巴尔干文化及塞尔维亚文学感兴趣的读者。本书涉及大量塞尔维亚作家及其作品分析，适合希望深入了解南斯拉夫解体前塞尔维亚知识分子思想脉络、文化认同危机以及反殖民、反霸权叙事逻辑的学术研究者和文化爱好者，尤其是关注边缘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群体。
- 关注现代性批判、文化帝国主义及全球化议题的读者。书中关于塞尔维亚无法移植欧洲文化模式、拒绝被西方标准定义的讨论，对于思考非西方国家如何在保持文化独立性的同时应对现代化挑战具有启发意义。适合对中西文化关系、后殖民理论及文化安全议题有深入思考的读者。
- 对比较文学、跨文化交流及意识形态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本书展示了不同文明碰撞中的误解与偏见机制，适合希望从塞尔维亚案例中汲取教训，反思自身文化立场，提升跨文化理解能力的读者。但需注意，本书学术性较强，不适合寻求轻松阅读或仅对旅游指南式文化介绍感兴趣的读者。
读前提醒
- 本书学术性较强，涉及大量塞尔维亚作家生平、作品及历史背景，阅读门槛较高。建议读者在阅读前对塞尔维亚历史、南斯拉夫解体背景及欧洲中心主义理论有一定了解。若对特定作家如安德里奇不熟悉，可先查阅相关简介，否则可能难以理解书中对《德里纳河上的桥》等作品的深层分析。
- 书中部分章节逻辑跳跃，编排略显随意，缺乏层层深入的严密结构。读者应保持批判性思维，注意区分作者观点与所引作家的观点。对于书中关于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等概念的讨论，需结合20世纪初的历史语境理解，避免用当代标准简单评判。遇到晦涩段落可跳过，重点把握核心论点。
- 本书主旨并非简单否定欧洲，而是揭示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不可能性与必要性。读者应警惕将书中观点简化为反西方或民族主义情绪。作者强调理解之难，旨在促进反思而非对立。阅读时应关注作者如何解构‘野蛮’与‘文明’的虚假对立，以及塞尔维亚知识分子在夹缝中寻求文化自主的艰难努力，而非寻求简单的解决方案。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观点深刻，具有强烈的现实警示意义，尤其是对现代性批判和文化主体性建构的讨论令人震撼。尽管部分读者反映前期内容晦涩难懂，但后期对安德里奇作品的分析被赞为精彩绝伦。读者认同作者关于‘误解是常理，理解是奇迹’的论断，认为本书有助于打破对巴尔干地区的刻板印象，促进跨文化理解。
- 多数读者指出本书存在结构松散、逻辑不连贯的问题，部分章节未能展现塞尔维亚案例的特殊性，反而陷入泛泛而谈。有读者批评作者未能真正完成文化自我确证的论证，且对塞尔维亚现状的乐观估计与现实不符。尽管如此，读者仍肯定其学术价值，认为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有助于反思自身文化立场，反对盲目崇拜西方。
- 读者强调本书翻译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术语晦涩，影响阅读体验。但仍有读者认为其思想深度远超一般学术著作，值得反复研读。读者共识在于，本书不适合浅阅读，需投入大量精力才能理解其深意。同时，读者呼吁引进更多此类严肃学术著作，以丰富国内对东欧及全球南方国家文化研究的视野，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看来，如果我们把赛库利奇视为“民族主义者”，她本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但是，她对于“民族主义”这一术语的理解，肯定跟我们今天说的不一样。20世纪初，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处于巅峰。1912年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以及从她到访 挪威的1911年至发表《挪威来信》的1914年间，她写了一篇愿为“文化民族主义”的文章，在文章中她表达了对“民族主义”一词的理解：“在我们的政治和文化出现问题时，我们赋予了民族主义很多不同的含义。我们曾经有过一种非常狭隘的沙文主义，用史诗、琐屑的目标、无力的威胁和渺茫的希望将其填充。”这不是一种她所认同的民族主义。她所追寻的是一种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一种“正常的、安静而活"
- "《德里纳河上的桥》这部作品所反映的应该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经济现代化过程，而不是维舍格勒这座城市的历史。小说用了五分之二的篇幅来讲述该城自16世纪以来至19世纪末的历史，而后面的五分之三讲述的是从奥匈帝国军队占领此地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三十六年里发生的故事。在后面的这一部分，小说大量的篇幅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讲述该城如何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行省转变为中欧帝国的领地。这些变化的范围有多广，程度有多深？这些变化有没有影响到波斯尼亚人的生活？这个地方从亚洲帝国的一部分转变为欧洲帝国的一部分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后，对它而言，现代化的意义是什么？跟世界的其他地方比"
- "帕夫洛维奇没有简单地把赛库利奇看作一位作家，而是把她看作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一位道德启蒙者、一位文化传教士，最重要的是，把她当作一位“18世纪的启蒙者”来敬仰。帕夫洛维奇对赛库利奇文章的折中主义主题、观点和态度进行过概括：她的观点是斯拉夫民粹主义、维多利亚知性主义、政治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博爱思想和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等多种思想的混合体。它既带有斯拉夫派意识，又面向西方，既是天主教的，又是东正教的。因此，帕夫洛维奇认为，伊西多拉·赛库利奇是典型的巴尔干弱势民族的文化使者： 在欠发达的文化体中，一些文人作家意识到自己处在相对的文化真空之中，他们无法抗拒各种外部文学和文化的诱惑，最终成为各种各样的文化潮"
- "在文章“文化民族主义”的结尾，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再次转移到了它的对立面一世界主义。关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族主义，赛库利奇不由分说地把它称为“血腥的民族主义”，着它是“有一百个脑袋的不死之蛇”，是只有“所有国家通力合作一起在政治和文化上共同努力才能阻止它张开大口”的妖怪“血腥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当一个民族在无法正常地对其他民冻展开想象时，无法相信和祝福别人的可怕心态”。 赛库利奇为什么不使用“世界主义”这个词呢？为什么她要用“全人类的民族主义”这种反语来掩饰“世界主义”？有理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民族主义的狂怒席卷欧陆，在这背的背景下，宜扬世界主义”不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因此，好给它贴上官万意"
- "与赛库利奇身后的故乡相比，她所见到的挪威是一个几乎没有历史的地方。她写道：“很久以前，善战的挪威战士和维京人是叛军和复仇者…他们以粗暴的方式消除障碍，他们以野蛮的方式庆祝胜利， 他们以粗野的方式高唱凯歌。”挪威的激情与活力仅仅存在于他们遥远而野蛮的过去，不足以让他们创造出段“更加精彩的历史”，现在他们的首都竖立着他们两个国王的雕像一其中一个是丹麦人，另一个则是瑞典人。她说：“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比挪威还简单…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命运能比挪 威更加缺乏教育意义。”挪威时而跟丹麦联合，时而跟瑞典联合，无论跟谁，它都是被奴役的小跟班： 很久以前，太久以前，血腥的味道就从他们的历史和诗 歌中消失了。挪威人过"
- "正如赛库利奇所见，挪威人虽然没有循规蹈矩地走过民族发展的所有阶段，却很早就开始“以欧洲的方式来发展文化”了。他们快速地把小型木制教堂，改建为“粉刷一新的、明亮的、素净的新教教堂，与其说这些是教堂，还不如说是阅读室和告解室”。挪威人早在实现民族统一前，就成为个人主义者：在寻求民族的解放以前，每个人首先寻求个人的解放。这里的“以欧洲的方式来发展文化”，指的正是个人主义，即不把知识问题和道德问题与民族问题挂钩。所以，他们与丹麦联合时选择“打盹”几乎从来没有醒来过： 这个国家享有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健康，它的风光是全欧 洲、全世界最美的，它的文学开端甚至比英国还早，它的文 化在所有这些不率的欧洲弱势国家当"
- "1912年，巴尔干各国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撒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在这样的胜利气氛下，公共话语中出现骄傲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斯凯尔利奇甚至夸张地写道：“伟大的历史戏剧的最后一幕将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斗争、文明和野蛮之间的角逐。”不过，即使在这一个充满欢乐和节日气氛的时期，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苦痛。整个19世纪，巴尔干精英相信，如果不是有欧洲列强干预的话，巴尔干的民族可能更早挣脱帝国的统治。由于欧洲列强之间存在着互相不信任和竞争，他们宁愿扶持奥斯曼帝国。在这个问题上，斯凯尔利奇所见略同： 所谓的欧洲，实际上是一群互相嫉妒、互相掠夺的无情恶霸，他们从来无法就如何分配战利品达成一致，他们为了自已己"
- "对于大国列强政策的不满，不是由于缺乏支持，而是担心自配从个帝国的统治落入到另一个帝国的统治当中。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接手他们的可能是奥匈帝国，“当其他大国列强向国外扩展，瓜分非洲的时候，奥匈帝国仅仅盯着南部斯拉夫民族的土地”。当南部斯拉夫民族终于获得自治权，甚至获得独立后，他们仍然依赖着列强，因为列强“大量干涉着新兴国家的内政”，列强“在外交会议上为新兴国家划定边界，并且通过炮舰外交和扭曲的经济条款从各个方面实现自己的愿望”。挣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只是任务的一半，南部斯拉夫民族还需要摆脱那些把他们视为真空并企图填充的其他列强的觊觎。对于19世纪的塞尔维亚文化来说，1878年的柏林会议很好地说明"
作者简介
【作者】
佐兰•米卢蒂诺维奇（Zoran Milutinović），1962年出生于塞尔维亚，博士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南斯拉夫文学和比较文学专业，现任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和东欧研究院教授，欧洲科学院成员，主要从事斯拉夫文学和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主要著作有《图书馆里的幽灵：伊沃•安德里 奇关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论述》《为过去而战：伊沃•安德里奇与波斯尼亚的民族主义》《什么是“西方”？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20世纪早期塞尔维亚文化中的“西方”》等。佐兰还是学术期刊《斯拉夫和东欧评论》《新区域研究》《巴尔干》的编委。
【译者】
彭裕超，欧洲语言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教学、文学翻译、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学关系史研究等。
目录
用户评论
一个在多元文化汇合之地，既继承了古老帝国庞大遗产，又背负着复兴重任和进步焦虑的新兴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一个强势文化的复杂想象，和在对欧洲的镜像关系中重构自身文化身份、国家主体形象的艰难努力和反复嬗替。就想象欧洲的主体自觉和思想深度而言，书中论及的大多数学者大多受限于现实的弱势地位和急迫的文化焦虑，在构建强势他者和弱势自我的关系时，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思维路径，和非黑即白式的膜拜、自卑的话语陷阱。第四章对韦利米罗维奇，以及第六、第七章对安德里奇两部代表作品中思考广度和深度的呈现和分析，是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潘多拉之匣从这里打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里奇在“波斯尼亚三部曲”中对现代性的体验与反思，也可谓深刻。面对欧洲，巴尔干半岛显得既内在又外在，居于欧亚历史文化之间的“双重边缘”的间性位置，使其既是“欧亚边缘”，也是“帝国边陲”，由此带来了其民族、宗教上的混杂性。这为巴尔干人认识欧洲并以认识欧洲为方法认识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充满势能的视点。从吉拉斯到齐泽克，从安德里奇到库斯图里卡，南斯拉夫这片土地始终是个值得驻足与凝思之地。
非常稳健的写法，只是文章的编排上稍显随意，未能感到主题的层层深入感。结论用“野蛮”概念来进行论述，收束性很强，但新意不足。整体上看，从这种“东西方之交汇”视角出发的对“欧洲”或“西方”概念的解构，以及对“现代性”的讨论，似乎可以迁移到太多地方，而书中许多章节并未展现出塞尔维亚作为核定案例的特殊性——只有最后一章的波斯尼亚部分最让人感到认同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印象最深的是非洲游记一章里N的形象，那种将自己置于由自己掌控的“野蛮性”中的极端优越感，实在是鞭辟入里的批评，章节末、全书中唯一一张照片亦是点睛之笔。
读完唏嘘不已，“误解”与“理解”的课题何尝不是当下最折磨我们的日常呢？大问题小问题都是一样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死磕到底似乎也都是同一个问题。最喜欢第六章和第七章的文本细读，能够感受到作者注入其中的强烈情感，也喜欢作者偶尔引用的不同人的思想片段，虽然都是毫不熟悉的人物，但在这些片段里却仿佛见到他们矛盾又清澈的灵魂。|| “理解是一种例外，它从来不是一种理所当然。即使有善意，人们也不可能互相理解，不仅因为人们从来不听，还因为他们不是总能够把应该说的话说出口。”“‘应该怪谁？’这个问题预设了正确和错误的答案，预设了不耐烦的情绪和善意的缺失，因此认为有人应该对此负责...在人类的沟通交流中，误解是常态，而理解则是一种例外，是一个奇迹，是需要人努力争取的，如果理解真的发生了，那就值得庆贺。”
坐落在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常常被视作东西文化沟通的桥梁。历史上，塞尔维亚的领土曾被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和西半部瓜分，也曾居于拜占庭、匈牙利两大王国之间，这种文化的居间性让塞尔维亚自身的文化认同变得尤为复杂。在人们的认知里，尽管属于欧洲，但它和欧洲是“互为他者”的存在。米卢蒂诺维奇在这本《克服欧洲》中通过梳理十四位塞尔维亚作家笔下的欧洲形象，直面欧洲与塞尔维亚的相互想象中存在的偏见与误解，细致地勾勒了塞尔维亚文化意识艰难形成和自我确证的过程。《克服欧洲》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试图打破“巴尔干-欧洲”与“野蛮-文明”的对应。这种批判性恰如书的封面上那座被炸毁的桥梁。作者的用意并不是制造对立和隔阂，而是在研究误解与偏见的基础上寻求文明间的相互理解。
活动做完了，书都忘记推了。可惜的是比如塞尔维亚作家二十世纪初去挪威和非洲的作品，连英文的译本都很难找。
看到一半已经按捺不住，「克服欧洲」绝对不止是有关塞尔维亚的自我确证，它和我，和我们的个人议题都太过相似。精彩极了，注意到了丛书主题，是“文明的另一种声音”｜20230905终于读完最后一章，很想写一篇长文表达对它的感受，也许这会是今年最喜欢的一本。此外，越发相信文学内部会有着自己的生长，克服欧洲将我引向特拉夫尼克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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