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 - [日]夫马进](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s/9787100182997.jpg)
译自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日文版，比之之前的韩文版、中文版增补近三分之一篇幅，增加更多作者在这一领域的新的思考和阐述。
先后荣获第五届坡州图书奖著作奖（ 韩国）、德川奖（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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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主要讨论14—19世纪的韩国（朝鲜）与中国、韩国（朝鲜）和 日本的对外交流史。作者从浩如烟海的燕行录、通信使录中揭示东亚的册封-朝贡体系的实际状况，以及中日韩通过燕行使和通信使所进行的学术文化交流。
域外有关东亚的汉文文献，近20年来逐渐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而在燕行使和通信使文献的研究领域，夫马进教授是最重要的一位开拓者，他不仅在发掘文献上有杰出贡献，也提供了重新叙述东亚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他的研究超越了王朝或国家的边界，把明清时代的中国、李氏朝鲜王朝、室町江户时代的日本，以及14世纪以降的琉球连成一片，勾勒出东海海域的纵横交错和风云变幻。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葛兆光
夫马进（Susumu Fuma），1948年生。1971年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后进入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1974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教。1979年起历任富山大学人文学部讲师、副教授。1987年起历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文学研究科副教授、教授。2013年退休，现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1997年，获恩赐奖暨日本学士院奖，中文版2005年)。编著有《增订使琉球录解题及其研究》(1999年)、《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2001年合编)、《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研究》(2007年)、《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2011年，中文版2019年），译注有《乾浄笔谭》(朝鲜洪大容著，2016、2017年)等。
伍跃，1958年生。中山大学历史学学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的...
- 解构朝贡体系，揭示东亚外交中礼与刑的真实博弈
- 通过燕行录还原14至19世纪中、朝、日三国的互动细节
- 超越国界视角，重构东海海域的历史纵横与风云变幻
- 对东亚国际关系史、朝贡体系及外交礼仪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中日韩文化交流、汉学传播及思想史的研究者
- 希望从域外视角重新审视明清历史与东亚格局的爱好者
- 本书为论文集汇编，建议结合目录按需阅读，不必强求通读
- 部分译文带有日式学术腔调，需耐心适应其严谨的表达风格
- 建议配合葛兆光序言阅读，以把握作者重构东亚史的核心思路
- 学术价值极高，对传统朝贡体系论进行了深刻的祛魅与反思
- 史料详实且视角独特，提供了许多中国史料中缺失的历史细节
- 虽部分章节略显深奥，但洞见迭出，是东亚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如果抛开“问罪”的问题只去在外交史料中寻找“礼的言说”的资料的话，那不过是在排列华丽的辞藻。这就好像是从与现代国际社会中某超大国有关的外交史料中去寻找“人权”“民主”等美丽词句一样，无论这些词句在现实外交上有多么大的推动力，其结果也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已。"
- "如同本稿开始时指出的那样，朝贡体制论或日册封体制论在时下颇为盛行。由于作者的寡闻，不知道在那些研究中是否论述过进行册封的前提有时充满了很大的虚构性。毋宁说正是由于不断将朝贡体制论或册封体制论变得进一步理念化和模式化，结果导致越来越无法看明清时代中国的对东亚外交。例如，有人深受朝贡体制论的影响，提倡“礼制体制论”，但是他所提示的不过是礼制的理念，根本没有涉及现实中存在过的“问罪”和“问罪之师”的派遣所依据的是何种理论。还有人在论述明朝的外交政策时列举出明朝外交的基本原则，第一是“以诚为本”，第二是“宽容精神”，第三是“以和为贵”。这种意见不过是从史料中抄撮一些说明外交理念的表面资料，完全没有考虑"
- "爲了對抗漢學只有學會漢學的治學方法；爲了學會漢學的治學方法，只能是自己去閱讀漢學的著作；爲了閱讀漢學的著作並且判斷其正確與否，學者本人只能是“關在自己的屋子里，與書為伍，埋頭讀書”。"
- "對漢學進行徹底的批判只能是借用漢學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其宗旨——“實事求是”。今善臣和申在植主張既然朱熹已經闡明了義理，便沒有必要進行訓詁，而且認為訓詁反而會導致無法糾明義理。但是這些主張根本不能自圓其說，也根本構不成對漢學的反擊。只有採取如下的方法才能是自己的主張有說服力：即利用事實對他人的觀點進行檢驗，指出符合事實的正確的部份以及不符合事實的謬誤的部份。這種討論的方法需要“博引旁征”。由前文的討論已可看出，汪喜孫和李璋煜爲了說服申在植，引用了包括反對宋學的李塨和凌廷堪在內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學說，但後者卻沒有讀過顧炎武以後清朝學者的主要著作，只好用不著邊際的泛泛空論來反擊對方。"
- "成海應給1815年出使北京的趙寅永的贈別文中，在介紹清朝漢學隆盛時，也注意了如下情況： 彼皆根據鑿鑿而無窾言，東人故不能及此，況敢輕之哉。 他誠懇地承認了在朝鮮無法按照清朝漢學家那樣研究漢學。"
- "在由一般的文人官僚担任正使的场合，他们最经常加上的头衔是判中枢。判中枢是从一品官。据《通文馆志》卷3“赴京使行”中称，正使为“正二品结从一品”。结也写作结。所谓结衔，在中国通常称为加是给予临时的特别官职以增加其声望。例如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宪宗十二年）的进贺兼谢恩使的正使朴永元，他原本是礼曹判书，是正二品的官职，在加上了从一品的判中枢职衔后前赴北京。同样据《通文馆志》，副使是正三品的官僚加上从二品的官职后派遣。不过这只是大致原则，例如1746年（乾隆十一年、英祖二十二年）的谢恩兼三节年贡使尹汲，是以户曹参判（从二品）加上吏曹判书（正二品）的加衔出使 曹参判带上六曹判书头衔的情况也极为多见"
- "无论是正使、副使、书状官这些官僚的出使，还是金昌业、洪大容等以观光为目的的北京旅行，都必须要有私人向导，甚至要有私人通译。正如后文所述，洪大容参加燕行的第一目的并非观光，乃是交到中国朋友这奇妙的目的。因此他自然要学习中国语，而金昌业也能听懂一定程度的中文。然而不用说三使等官僚，就连通译官在刚进入中国时也没法完全听懂，所以他们也需要私人的向导和通译"
- "这样，在与中国的上下关系之基础上，朝鲜将自己所接受的恩惠与管制依照原样施加给周边的诸民族。不过这次，朝鲜是处于在上的位置。如果没有交邻理念的话，这一行为是不可能出现的。在室町时代，包括足利将军在内的日本方面曾厚着脸皮，多次向朝鲜方面要求其赠送《高丽大藏经》。朝鲜方面的真实意图暂且不论，总之是非常大度地前后一共下赐了40余套大藏经。应该认为，朝鲜的这一举动正是基于其“字小”的理念。相反，在同样被认为是交邻对象的女真族展开反抗时，朝鲜国内也出现了是否要派遣“问罪之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