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民国旧著，最勾人的往往不是它讲了什么，而是作者黎锦熙如何“讲”。作为国语运动的亲历者，他写史时带着鲜明的立场与情绪：为刘继庄的音韵学狂喜，干脆提议以生年作“国语纪元”；提到故交同事时一笔带过，引文取舍全凭好恶。读者在史料细节里读出的，是一个学者如何亲手为自己投身其中的运动做历史建构——“右注国音、左注方音”的妥协，恰是理想与现实拉锯的痕迹。它适合这样一些人：不满足于记住汉字简化的时间表，而想看清一套语言方案背后的人心、权谋与时代焦虑。至于今天的简体字是否“亏待”了这场运动，书里找不到答案，却给了你追问的资格。
作者简介
黎锦熙，字劭西，湖南湘潭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长、校长。新中国成立后， 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第二和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AI导读
核心看点
- 系统梳理清末至民国国语运动四阶段
- 详述注音字母与国语罗马字推行始末
- 收录大量珍贵史料与教育法令索引
读者共识
- 国语运动史研究不可绕开的奠基之作
- 史料价值极高，但整体性稍显不足
- 窥见亲历者如何建构运动历史叙事
精彩摘录
- "他把这下层阶级的“大众语”叫做“官话”，好像是矛盾极了，但他对于“官话”这个名词，却也另有解释： 因吾国文字难通，故欲即北京土语成文，以便俗用，聪慧者四五日可通，愚钝者二十日可通。不名为“土话”而名为“官话”者，从俗也。（凡例第一条） 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傅于海，纵横数千里之土语，皆与京话略通，外此诸省之语则各不相通，是京话推广最便，故日“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凡例第二条）"
- "劳先生的四谱，在语文学的研究和方言文学的调查上还嫌他分得太少；但在“大众语”的建设程途上，我们也不主张“各不相谋”地弄成四种表达语言的工具，最大限度也只可用我们历来的政策：“右注国音而左注方音”。国语为主，方言为辅：主纵不用，不可无备；辅即不备，用可自由。比如说：“我们就是阿拉”（这是民国十九年推行注音符号的一句口号，见吴敬恒先生讲演辞，附载在《国民政府推行注音符号述略》中），这是说宁波人尽可把“我们”两字读成“阿拉”的音，但只可注在左边，右边还是要固定着“统一的大众语”的音ㄨㄛㄇㄣ。——这个办法，在通都大邑如此，在穷乡僻壤也要如此，因为不如此就不是按着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和趋势来建设的“大"
- "1898（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即商务印书馆开幕的次年） 七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奉上谕：调取卢戆章等所省之书，详加考验具奏。 这年的前后，可定为国语运动的第一期——“切音”运动时期。 1908（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七月十四日，劳乃宣进呈《简字谱录》，奏请钦定颁行天下；奉旨：学部议奏。 这是国语运动的第二期——“简字”运动时期。 1918（民国七年，旧历戊午） 十一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 这是国语运动的第三期——“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 1928（民国十七年，旧历戊辰） 九月二十六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国语罗马字》。这是国语运动的第四期——“国语罗马字”与“注音"
- "关于这一点，梁任公先生早已看到，他在甲辰年（1904）的《新民丛报》所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称述清初的大学者，特举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刘继庄五氏。黄顾王三氏是大家都知道的；颜氏，到晚清时，也有人知道他了；惟独刘氏，自王昆绳与全谢山以后，除戴子高、赵㧑叔、潘伯寅三数人外，未必有什么人知道他了。梁先生特举他与黄顾王颜四氏为伍，说他“最足以豪于我学界者有二端，一日造新字，二日倡新文学”，这话很对。我以为“国语”一词，涵义甚广，决非“本国现行标准语”一义所能包括；最重要的有“统一国语，研究方言，制造音字”三义（“改古文为白话文”亦是一义）；而此三义者，刘继庄均已见到，故言及国"
- "看了这部《国语运动史纲》，应知四十年来的国语运动，只是兜了三个圈子而都回到原地点来： 第一个圈子是收了甲午庚子两次国难的刺激，切音简字兴，经过十多年的波折，到了辛亥，才把音标文字的议案通过资政院，仍旧回到原地点。 第二个圈子是以辛亥革命为出发点，一切维新，注音字母以全国各省区代表的会议而通过，又经过七年的波折，到了民七，才由政府公布，也仍旧回到原地点。 第三个圈子就是以民七前后数年间的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五四运动为出发点，到现在又经过十多年的波折，其间如民十七之公布国语罗马字，民十九中央政府之下“总动员”令推行注音符号，似乎回到原地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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