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文革":许子东讲稿(第1卷)》大部分文章2000年曾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原题《叙述“文革”》，出版社改题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据说当时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教授听到此书是重新解读“文革”便有些质疑，后来经过其他编委解释才知并非（至少不会全是）“新左派”重新评论“文革”。在《重读"文革":许子东讲稿(第1卷)》里，我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尝试借用一种现代文学理论（普洛普的结构主义方法）来解读具体复杂的中国文学及文化现象；二是尝试从文学角度讨论“文化大革命”如何成为一种被阅读乃至再读的“文本”。拙作出版后有不少批评，缺陷疏漏当然不少。本想借这次出版《讲稿》的机会，将研究范围扩大五、六十部或七十部“‘文革’小说”（主要包括近十年的作品），但因为生病，这个重写计划也暂时没有完成。期待日后还有再版续写的机会。
但这一卷《重读“文革”》，还是对《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做了很大程度的修订增删。一方面是文字修订，另一方面是增加了第六章到第九章的内容……最近十年常越界电视，有网友观众批评我常常在讨论现实问题时提到“文革”，“为什么老是念念不忘呢？”这是他们的疑问。说实话，也是我自己的疑问。我想，于私，是个人记忆。至今仍会在梦中见到父亲在电子管收音机前听九评、北京女红卫兵抄家时亲切的目光：“别害怕，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街上群众欢呼剪人裤腿、下乡火车启动时的哭声混合东方红乐曲声、下放干部告诉惊讶的村民“尼克松要来了，毛主席决定，这一次不杀他”……怎么办呢？生死在这个时代，偏偏这些印象刻得最深。我很羡慕那些脑子也能和躯体及生活方式一起与时俱进的人们，可我就是不行。有次雪天住进维也纳一个城堡，做梦却在江西坐手扶拖拉机，山崖旁路很窄。
许子东，浙江天台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著作有《郁达夫新论》《当代文学印象》《当代小说阅读笔记》《为了忘记的集体记忆》《呐喊与流言》《香港短片小说初探》等。自2000年担任凤凰卫视“铿锵三人行”栏目嘉宾。
- 借用普洛普结构主义，拆解五十部文革小说叙事模式
- 归纳灾难故事、历史反省、荒诞叙述、青春无悔四类文本
- 剖析穷富民官多少的道德惯性如何延续至当下社会心理
- 对文革历史记忆、集体创伤及社会心态演变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当代文学研究、叙事学理论及结构主义方法的学者
- 许子东的读者，或想透过文学文本反思历史逻辑的人群
- 本书侧重文学文本分析而非纯历史考据，需区分小说与史实
- 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较为学术枯燥，建议结合具体小说案例阅读
- 作者强调个人记忆与情感体验，阅读时注意其主观视角的局限
- 学术性强，结构梳理严密，但部分理论分析显得枯燥乏味
- 揭示了文革小说中普遍存在的‘不忏悔’与‘青春无悔’心态
- 对意识形态惯性的剖析深刻，但部分读者认为文学性不足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这是迄今为止数量众多的小说体文革书写中四条最基本的诠释思路与叙述线索。文革或被描述成一场少数坏人迫害好人的灾难故事；或者被总结成一个坏事最终变成好事的历史教训；或者被解释为一个很多好人合作而成的荒诞坏事；或者被记录为一种充满错误却不肯忏悔的青春回忆。"
- "“鸡与猴”的象征其实仍然没有道尽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游戏规则。当1965-1966年间有一系列会议批判罗瑞卿，主持会议与参与会议者或以为杀了鸡猴学乖便无事了，不知道杀鸡只为方便杀猴。会议只是先让猴为了自救而杀鸡。会议的灵魂可以不到会。比起历史现场文本的复杂冷酷，后来的文学故事顺从人情常理反而显得天真。"
- "“文革”当年被发动时的基本理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乃国共阶级斗争之延续……"
- "在穷与富、民与官、多与少的对立关系中，革命意识形态总是自然而然将同情、支持放在前者，换言之，便是从道德层面上假定穷人总比富人好，民众总比官员好，多数总比少数好。这个意识形态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胜利的重要道义基础，经过“文革”以及近几十年对“文革”的刻意忘却，这一穷/富、民/官和多/少的道德倾斜惯性在二十一世纪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比如网络舆论）中依然存在。"
- "重庆郊外沙坪公园里，紧邻天主教堂，有一座大约掩埋了404名武斗死难者的红卫兵墓园。郑义参观过这座墓园，据说《枫》的构思最初即由此引发。现抄录105号墓的碑文：…… 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晓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死难的战友们，一想起你们，我们就浑身是胆，力量无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已用战斗迎来了欢笑的红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
-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精神”、“大字报”、单位名称、“为人民服务” 、唱红歌、严打示众、世袭特权、语言暴力等等，以及更重要的“穷比富好，多比少好，民比官好”的意识形态假设，又都在现实及网络中继承乃至发扬。怎么诠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与文化大革命的正反关系？怎么理解六十年是一个整体？“文革”对中国人来说，究竟是“负债”还是“遗产” ？再过几百年，在人类和中国历史上，人们又会如何重读“文革”——虽然回答不了这些太重大的问题，至少，我们读书人也应该在自己的职业道德内，做些力所能及的有关叙述和文法的阅读工作吧。"
- "政治原则、道德标准上的是非对错与法律裁判上的有罪或无辜相混淆，因此，出现了“错误=坏人=犯罪”（……；大到刘少奇案：派工作组不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心何其毒也=叛徒内奸工贼，死因不明火葬匿名） 审判没有时间约束力，也就是说人民可依今日之“是”之追究昨日之“罪”并给予惩罚。政治、道德、法律标准迅速急遽改变，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不断地迅速地调整。转换过快且过于频繁，似乎一时间社会竞争失却了“牌理” 公民之间，“同志”之间，“多数”并不永远拥有政治乃至道德的优势，“少数”并不应该是一个天然的“罪名”。但在1949年以来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教育意识形态中，“敌人”（失败者）被标记为“少数”，反过"
- "在穷与富、民与官、多与少的对立关系中，革命意识形态总是自然而然将同情、支持放在前者，换言之，便是从道德层面上嘉定穷人总比富人好，民众总比官员好，多数总比少数好。这个意识形态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胜利的重要道义基础，经过文革以及近几十年对文革的可以忘却，这一穷/富、民/官和多/少的道德倾斜惯性在21世纪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比如网络舆论）中依然存在。……也难怪中国与时俱进经济高速发展，网络上宝马撞到卖菜的车是热帖，卖菜的车撞倒宝马则不是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