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戴震和章學誠是清代中葉學術思想史上的兩個高峰，他們的學術基地在考證，但他們的義理則為整個考證運動指出了一個清楚的方向。不過長久以來，學術即有清代兩百餘年的儒學傳統衹有學術史上的意義，而無思想史可言的偏見，本書乃通過對戴震與章學誠之間在學術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全面而深入的探討，並從歷史和心理兩個角度勾劃他們兩人的思想側影。從中不僅清晰而真實地呈現出十八世紀中國思想界的面貌，更能窺見清代儒學和宋明理學之間在思想史上的內在鎖鏈，同時顯示了儒學傳統在清代的新動向。
AI导读
核心看点
- 透过戴章二人交涉，揭示清代儒学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向
- 以狐狸与刺猬比喻，剖析学者治学路径与性格气质的深层关联
- 打破清学无思想史的偏见，重构宋明理学与清代学术的内在链条
适合谁读
- 对中国思想史、清代学术演变及儒学传统有浓厚兴趣的读者
- 希望深入理解戴震、章学诚等清代大儒思想脉络的研究者
- 关注知识分子精神独立性与学术内在理路的人文社科爱好者
读前提醒
- 本书理论密度高，建议结合原典细读，耐心品味作者精微分析
- 注意区分戴震的智识主义与章学诚的历史主义，把握二者异同
- 了解余英时师承钱穆的背景，有助于理解其学术立场与关怀
读者共识
- 余英时代表作之一，论证严密，是了解清代思想史的必读经典
- 对章学诚心理压力的描写极具共鸣，展现了学者真实的生命困境
- 文笔优美且分析透彻，虽为旧作但至今仍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朱子相信心具众理，故说格物既久，可以一旦豁然贯通，而达到吾心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最后境界。东原极不取“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之说，而解“理”为客观事物之内在条理，因此他认为不断地从事穷理致知，最后可以使人的认知心变得晶莹明澈，但认知的本身则是一永无止境的历程。东原的修正恰是把朱子的“格物致知”导入一个更为彻底的智识主义的方向。"
- "我们必须承认，儒学的现代课题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种客观任何的精神，因为非如此便无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儒学以道德为“第一义”，认知精神始终被压抑得不能自由畅发。更不幸的是现代所谓道德已与政治力量合流，如果知识继续以“第二义”以下的身份维持其存在，则学术将永远成为政治的婢女，而绝无独立的价值可言。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政治挂帅”、“先红后专”之类口号并不全是新货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过是“士先器识”、“先立其大”的现代变形而已。"
- "实斋以“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展现。六经既只是古史，则最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发展的消息。至于“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三代以下之道便只能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史了。把“六经皆史”说的涵义推拓至极，实斋便无可避免地会得到“贵时王之制度”的结论，因为时代愈近便愈可见“道”的最新面貌，而时王之“政典”也必然将成为后世的“六经”也。"
- "最近英人柏林（ Isaiah Berlin）分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狐狸”（fox）与“刺猬”（ hedgehog）之两型，则更能帮助我对实斋的朱、陆异同论的深入认识。古希腊诗人Archilochus）有残句云：“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此语自来解者不ー。柏林则借用这句话来分别一切思想家与作家为两大型。一是刺猬型，这一型的人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在一个单一的中心见解之内，他们的所知、所思、所感最后全都归结到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总之，他们的一切都惟有通过这样一个单一的、普遍的组织原则オ发生意义。另一方面则是狐狸型的人物。这种人与前一型相反，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而不必有一个一贯"
- "我们必须承认，儒学的现代课题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种客观认知的精神，因为非如此便无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学以道德为“第一义”，认知精神始终被压抑得不能自由畅发。更不幸的是现代所谓道德已与政治力量合流，如果知识继续以“第二义”以下的身份维持其存在，则学术将永远成为政治的婢女，而决无独立的价值可言。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政治挂帅”、“先红后专”之类口号并不全是新货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过是“士先器识”“先立其大”的现代变形而已。当然，变形也必然涵蕴着一定程度的歪曲。儒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极端的德性论和功利论往往会走上一个共同的方向，即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因此陆"
- "总结地说，实斋丙戌和东原的第一次见面，对实斋而言，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考证方面的挑战，一是义理方面的印证。考证的挑战使实斋深切地了解到不能“空谈义理”，从此遂折入“先求征实，再议扩充”的途径。实斋自从游朱笥河之后，本已感到考证空气的重大压力，他之受到挑战并不自东原始。但东原的议论最为辩博，词锋最为锐利，终于使他感到“惭惕”，感到“寒心”，甚至觉得自己于“《四书》一经，乃正未尝开卷。”其内心震动的程度，不难想见。"
- "综观实斋文史理论之成长过程，最初得力于方志编修（《和州志》），稍后则资于《史籍考》撰纂。所以《文史通义》虽批评东原及其狭义的考证观点，而深一层看则仍不免与东原的经学考证同属于儒家智识主义笼罩下的学术产品。所不同者，东原的最后依据在六经，而实斋的学术基地则在历史耳。实斋屡言所学与并世学人全不相合。《答邵二云书》中甚至说道： 仆之所学，自一二知已已（疑当作“以”）外，一时通人，未有齿仆于人数者。仆未尝不低徊自喜，深信物贵之知希也。 这段话最可以看出他的孤芳自赏和胸中一股郁闷不平之气。但实斋的文史校雠之学之所以成为孤径，只是相对于狭义的经学考证始见其然。若就儒学之从“尊德性”转入“道问学”的发展而言"
- "惟实斋早年兴趣既已近于史学，而其高明之性又复不耐沉潜，故长于“神解精识”而不能为“训诂考质”。对实斋而言，经学考证可说是一条走不通的路。然而经学为清代的显学，非通经即无由见道。实斋不能过此关，岂非终身无“闻道”之望乎？这是东原的“考证挑战”在实斋的早期学术生命中所投下的巨大阴影。而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并在学问上卓然自立以与东原分庭抗礼，也就必然构成了实斋内心深处最难安顿的绝大课题。但实斋的好学深思终于使他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中打开了一条出路。通过方志和《史籍考》的编纂，他逐渐建立了“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最后则凝聚在“六经皆史”这一中心命题之中。“六经皆史”论的完成不但在实斋个人"
作者简介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籍貫安徽潛山。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系首屆畢業，哈佛大學史學博士。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院士。曾任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耶魯大學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和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曾獲國際多所大學的榮譽和名譽博士學位。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積人文終身成就獎」（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著有中英文著作數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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