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由六个个案研究构成，分别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作者用翔实的材料与生动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我们一直处于而且不得不处于发明传统的状态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变得更加快速而已。
导读：
这是本年度我们看到的最有激发力的史学著作。
——《今日史学》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目前欧洲人所热衷的那些传统,至多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像苏格兰的格子呢、英国王室的浮夸等等,这些现象远没有传说的那么古老,它们只能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更有趣的是,许多备受赞美的传统竟然是舶来品。
就算如此,这样一种对“传说”真理的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它会使我们不再珍视我们的传统吗?不会。传统当然不全是真理。许多传统的确含有谎言的成分,但是不断和重复会使它们变得珍贵与崇高。关键不在于它们曾经是谎言,而在于它们从谎言变为传说的过程。
———亚马逊评论
霍布斯鲍姆（1917— ） 犹太裔著名左派历史学家、社会史家，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1919年迁居维也纳，1931年迁居柏林，1933年移居英国并进入剑桥大学。1947年任伦敦大学讲师，1970年升任经济与社会史教授。1982年退休后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其系列著作《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与《极端的年代》以宏富的叙事和晓畅的笔墨，成为近几十年来影响广泛的严谨细致的通史著作。在《传统的发明》（1974）和《民族与民族主义》（1985）中，他推进了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
- 揭示传统多为近代发明，非古老遗存
- 剖析苏格兰裙、威尔士历史等经典案例
- 探讨传统如何服务于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
- 对历史学、社会学及人类学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民族主义、文化认同与记忆建构者
- 希望解构日常传统、批判性思考的读者
- 译文略显生硬，部分章节阅读门槛较高
- 导论与第四章最为精彩，建议优先阅读
- 需结合现代性背景理解传统的政治功能
- 观点极具颠覆性，打破对传统的浪漫想象
- 案例研究生动详实，逻辑严密且具启发性
- 翻译质量参差不齐，部分读者认为有瑕疵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在这一阶段中伦敦的许多地方都得以重建，人类登上了月球，协和式飞机使纽约处于通勤来往的距离之内，而不合时代的仪式的浪漫魅力则变得更具吸引力。正如查尔斯・皮特里爵士的解释，“现代世界是如此程式化且单调，以至于这个世上的居民都力图抓住任何一次能逃离这种单调的机会”，而君主制的“庆典与仪式”给大众生活带来了“迷人的魅力、神秘感与兴奋刺激”，因而尤其适合充当这样的机会。比如，如果女王在执政周年纪念的感恩仪式.上乘坐轿车去圣保罗大教堂，那么庆典的光彩将减去不少。"
- "相反，当不再受实际用途東缚时，物体或实践就具备了充分的象征和仪式用途。（对于“传统”来说当没有马的时候，骑兵军官年礼服上的踢马刺才显得更为重要；当没有被收拢携带（收拢携带即表示没用）时，身着便装的近卫团军官们的雨伞也就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律师的假发也只有在其他人都不戴假发后，才获得了它们的现代含义。"
- "他们将这种传达民族特性的载体归于伟大的古代遗风，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的。这种载体是与英格兰合并以后（其中某些因素甚至是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英格兰的某种抗议。在合并之前，它确实以一种残留的形式存在；但大多数苏格兰人视这种形式为野蛮的标志，它是懒散无赖、掠夺敲诈的高地人之象征 这种高地人多是些讨厌鬼而不会对文明开化的古苏格兰构成威胁。其实，甚至在高地残存的这种载体也是相当新近的，它并非高地社会原创的或独特的象征。"
- "一种独立的高地传统的创造，以及通过一些外在的象征把这一新传统强加给苏格兰民族，都是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事。它是通过三个步骤完成的。 第一步，先发动一场对爱尔兰文化的反叛：篡夺爱尔兰的文化并重写苏格兰早期的历史，最终无礼地声称苏格兰一一凯尔特苏格兰一一是“母国”，而爱尔兰是其文化附庸。第二步，人为创造新的高地传统，将其呈现为古老的、原创的、独特的。第三步，通过一个过程将这些新传统赋予（同时也为后者所接受）历史上的低地苏格兰：即由皮克特人（皮克特人即古代居住在苏格兰的部落集团一一译注）、撒克逊人和诺曼人构成的东部苏格兰。"
- "他们甚至不再穿“简便易得”的新式褶裙。另一方面那些先前曾鄙视“仆人”装束的中上层阶级，现在却满怀热情地捡起了这种服装，而这种装束传统的穿着者却抛弃了它。"
-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显著的变化。 第一个原因是普遍的，乃是全欧洲的现象，可以被简单概括为浪漫主义运动，它崇拜高尚的原始人）而这些原始人面临着被文明毁灭的威胁。1745年之前，高地人被鄙视为游手好闲、掠夺成性的野蛮人。在1745年他们被当做危险的叛乱者而为人惧怕。但1746年之后，当他们独特的社会被如此轻易地瓦解之后，人们便将一个原始民族的浪漫传奇和一个濒临灭绝之人种的魅力结合在了起。正是在这样的舆论气候中奥西恩获得了轻松的胜利。 第二个原因较为特殊，也值得进一步的考察。这就是由英国政府造就的高地兵的形成。"
- "最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中伦敦的许多地方都得以重建，人类登上了月球，协和式飞机使纽约处于通勤来往的距离之内，而不合时代的仪式的浪漫魅力则変得更具吸引。正如查尔斯·皮特里爵土的解释“现代世界是如此程式化且单调，以至于这个世上的居民都力图抓住任何一次能逃离这种单调的机会” 而君主制的“庆典与仪式”给大众生活带来了“迷人的魅力、神秘感与兴奋刺激”，因而尤其适合充当这样的机会。比如，如果女王在执政周年纪念的感恩仪式上乘坐轿车去圣保罗大教堂，那么庆典的光彩将减去不少。"
- "艾罗的一位认真对待这一观点的信徒是兰特里桑的威廉·普赖斯(1800—1893),他是一位拒绝婚姻的医生和激进的自由思想者,并具有很多艾罗式的健康的古怪念头,比如,他如此坚信艾罗的德鲁伊特教义和埋葬有病的尸体是有害的观点，以至于他焚烧了其尚是婴孩的儿子的一体。他的行为最终在一个著名的法庭诉讼案中被证明无罪，由此开始了现代火葬的最初实践。于是,特鲁伊特献祭的神话影响了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或更确切地说,我们的死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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