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 应星

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应星

出版时间

2009-05-31

ISBN

9787802475076

评分

★★★★★
书籍介绍

本书是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项研究。作者通过本书力图剖析中国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前是如何去塑造新人的,以此重新理解中国建立社会伦理新秩序的努力以及这一努力所产生的复杂效果,进而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在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应星,先后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学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事研究。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农村社会。著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剖析改革开放前乡村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 通过五起案件揭示道德与政治的复杂互动
  • 探讨新德治下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
适合谁读
  • 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感兴趣的社会学者
  • 关注法律社会学与历史研究的读者
  • 对政治运动及道德治理机制有研究需求者
读前提醒
  • 正文案例生动,附录理论深度大,建议结合阅读
  • 注意区分叙事故事与作者的理论分析框架
  • 部分理论框架先行,需留意其解释力的边界
读者共识
  • 叙事精彩可读,但理论框架略显生硬
  • 附录极具启发,正文分析被指头重脚轻
  • 存在过度诠释嫌疑,但个案研究价值高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性可以成为贫雇农阶层积极参加革命的启动因;权力一旦在手,个别人就认为可以拥有在身体占有上的某种优势或特权;而遗留在家庭内部的、丈夫对妻子的性特权与之相较只能是自愧不如;性特权绝不是没有底线的。"
  • "在20世纪初开始的国家权力的向下延伸中,村庄原来的“保护性经纪人”逐渐为“掠夺性经纪人”所替代,资源的抽取、国家权力的强化伴随着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被严重破坏,村庄传统的相互信任、道德权威和内部凝聚力在这种“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过程中已遭到极大的削弱。不过,村庄那时内部开始增加的身体暴力事件仍是以一种非常态的方式出现:对这种暴力的掌握还多局限于占村庄少数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之类人物手中,对这种暴力的运用也并不具有法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以清匪反霸和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的开展意味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延伸与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重建同时并行。但这绝不是对村庄以和"
  • "所以,贫农出身、又是乡党委书记的王保卓竟会与地主子女严世国通奸,这的确是让人有些吃惊的。按照严世国的叙述,王保卓与严世国发展出暖昧关系是出于王保卓的勾引。鉴于王保卓色胆包天的情况,这个叙述应该是可信的。但我们在上面那段访问笔录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事对于严世国来说既不是完全被动的(王保卓在第一次与她发生关系前的那几句话明显是在试探严世国,而严世国则一直在作积极响应),也不是偶然出现的。实际上,身体一直是她用来擦洗出身给她带来耻辱的武器。作为地主子女,严世国在阶级界限十分鲜明的新时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她在土地改革中选择了嫁给一个贫农,这就使她可以用自己夫家的贫农成分去稀释娘家的地主成分。不过,仅仅是"
  • "而延安整风的一个革命性意义就在于它在中国重新开启了道德政治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中一方面吸纳了儒家有关德治、内圣和修身的若干思想以及近代思想家所强调的“新民”思想。另一方面,其所确立的伦理又是在现代大众动员的基础上,以阶级斗争话语为核心,由现代政党来推行的伦理。所以,我们可以将其开启的道德政治称之为“新德治”。毛泽东以其对阶级斗争意念的执着、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真切洞悉、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娴熟及深厚的传统语言天赋,成功地实现了阶级斗争伦理话语在中国的移植。毛泽东将抽象的义理与实用的解释、异国的伦理与本土的传统、含糊的指代与雄浑的语势、精细的引导与浅白的喻理巧 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符号"
  • "就中国共产党塑造“新人”的目标而言,政党伦理的话语革命仅仅构成了一种可能。要将这种可能充分展开,唯有发明一套除异端、开展斗争、实现团结的全新的技术。实际上,延安整风及与与之紧密相件的审干既是中共路线斗争的话语革命,更是这种斗争的治术革命和仪式革命。延安整风与中共革命以往时期相较发生的断裂正在于实现路线斗争的这种策略上,以消灭和压制为特征的革命“断头台”变成了以融化和改造为特征的革命“熔炉”。在延安整风时期,党通过发达的学校教育网络、精心的新闻舆论引导、密集的时间管理、封闭的空间控制和暴风骤雨的运动形式,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思想教育真正做到了人人过关。整风并不是将异己一锅烩,而是建立了异己分类"
  • "如果说延安整风创造出的是一种铸造革命同志的政治身体的模式的话,那么,土地改革创造出的就是一种使农民兄弟的身体国家化的模式。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土地改革绝不仅仅具有资源再分配的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再造社会结构的政治意义。许多农民在土改开始时只愿参加分田,不愿参加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为了防止这种“和平土改”现象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大众动员技术一诉苦。 诉苦的基本环节是:首先是“发现典型”,通过调查访问,选出苦大仇深的“苦主”或敢于说话的积极分子;其次是“培养典型”,由工作组对这些典型进行鼓励教育,使他们打消各种顾虑,提高觉悟,认识受苦的根源,并帮助他们学会将自己身"
  • "如前所述,中国的新德治虽然部分渊源于传统德治,但与之又有了根本的不同。 首先,新德治的“德”虽然同样旨在塑造圣化的人格,但却不是以和谐为核心,而是以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党伦理是一套以现代意识形态面目出现的真理话语或真理体制。现代 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习惯于从其乌托邦式或天启式的出发,以简化的“我们与他们”,也即朋友和敌人的角度来处理日题。而斯大林主义则以殊死相争的阶级斗争话语将这种话语进一步极化。中国社会一方面沿袭了苏联那一套阶级斗争的话语,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区分并非对阶级斗争话语的否定,相反地,斗争的逻辑以乔装的形式被引进到了“人民”内"
  • "(一)人伦关系上的“对号法” 新德治的真理话语首先体现为一套独特的划分体系:它不仅在社会成员中划分出了革命人民与阶级敌人,而且在人民内部也进一步划分出了积极分子、落后分子和败坏分子。这种划分使人与人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新人与人民内外的各种异己分子的斗争关系。无论是精英对群众,还是群众对群众,无论是在政治运动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人们要谋求上进,还是要表达冲突,都必须熟练地掌握这套话语,将要团结或打击的对象与阶级划分图景中的某个位置对应起来。我们可以将这样一种话语实践称之为“对号法”。(我们对“对号法”的发现,最初来自于我们所做的一项田野研究。我们在田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地方政府心中常"
作者简介
应星,先后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学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事研究。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农村社会。著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1951年:“宗派斗争”的激流
第二章 1960年:饥饿与暴力
第三章 1970年:一起蹊跷的破坏军婚案
第四章 1976年(上):一出“捉奸”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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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正文案例精彩,叙述生动,惟素材非寻常学者可见;分析到位,叙议相融,略显理论框架先行。三篇附录皆具重要问题意识,分梳脉络,颇具启发,但仍属论纲。福柯影响明显,也间接说明书名“审判史中”四字的力量与局限。责其身体过度政治化而不见身体本身,未免求全。编校质量太差
附录里身体政治的中国系谱
你还是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补mark
分析太多(还是口水话),黄料太少,社会学没有史学好玩儿
五个关于惩罚的故事。德性政治在当时造成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但也因此渗透了国家权力。
新政权通过规训、塑造、献祭个体来塑造权威,个体通过自我规训、自我献身或依附于政权而谋求私利/自保,由此形成新中国村庄政治的双向互构,使得以德治为基础的政党统治得以维系、运转。泄私愤、报私仇式的革命运动与随时可能带来的身份逆转原本就蕴含在体制的运作机制之中,构成了一段看起来何其荒谬的历史。 “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国家的治理与村民的生存策略、政治斗争与日常生活发生交叉、碰撞、融汇的时候,我们除了听到身体痛苦的呻吟外,还可以看到一些沉默无语的身体以及无法用理性意义上的策略来衡量的行动。我们无法确知这些身体默默的自戕、机械的动作、麻木的反应、轻微的笑声和小声的哭泣所传达的意义。”——幅员辽阔的中国村庄中的“第二性”们。
代标《大河移民》
一看参考书目就知道是10年左右的书籍,感觉从自己的阅读经验来看,这个时段的社科学术书籍还是有迹可循,地方史料+西方理论+国内著作。理论与著作引用的大同小异,史料填充可能有所差异,不过总得看来还是对官方叙事的修正。
通过一个村庄历时性的5个案例,作者试图分析这个阶段的社会情景(总体性支配社会)及其演变,揭示这一时期的新德治的运作机制和效果,即一种试图结合传统儒家修身伦理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党伦理的权力技术。在理论分析部分,作者受福柯的权力—话语思想影响很深,对身体有些过于强调,没有明显的理论发展;与利维坦中自然权利的对比有启发。附录二和附录三非常精彩。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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