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它戳破了一个看似悖论的判断：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它借鉴苏俄的集权架构，又拼入民国的分权设计，装出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结果党权始终未能真正渗透基层。书中所呈现的国民党，党员游离于组织之外，'入党前不培养、入党时不考察、入党后不训练'，党部成为最先瓦解的一环，蒋所倚赖的始终是军权而非党权。作者凭借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手史料，把'弱势独裁'四个字落到了县以下农村、劳资纠纷乃至知识青年的出路之上。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谁正谁邪'的简单叙事、愿意追问一个政党为何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读者。
作者简介
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7-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论著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递嬗》、《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揭示国民党是弱势独裁政党
- 剖析党员松散与派系斗争
- 探讨党权凌驾法律之弊
读者共识
- 史料详实，论证严谨精彩
- 洞见深刻，解释力极强
- 理解国民党败亡之关键
精彩摘录
- "也就是说， 80％以上的中学毕业生或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或因自身学力等因素而不能升入大学或出国留学，自然也就失去了跻入上层知识精英行列的机会，但他们对社会承认的期待和往上爬升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因已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而不愿认同于普通民众和甘居社会下流，但他们的知识、学力和能力又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谋得一个相当的职位。他们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时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焦虑。这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乃至绝望，使他们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蕴育而生"
- "党员入党前不培养，入党时不考察，入党后不训练，人人可以自由入党。大多数党员平时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与党组织不发生关系，党组织很少有事找党员，党员也很少有事找党组织，多数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缴纳党费，工作调动时不转移党籍，违法乱纪时不受党纪惩处。人称挂名党员"
- "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设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的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的那些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关。而国民党则兼收并蓄。 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弊漏百出。一方面，国民党对政权的独占和垄"
- "1926年，《国闻周报》发表一篇题为《知识阶级与革命》的文章，颇值一引： 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岁以数千计，各省中学毕业学生，岁以数万计。大学专门之毕业学生，一部分欲进为学者之生活，作高深之研究，希于世界学艺界中，占一地位，以谋国家社会精神上物质上两方之进步发明，则国家无最高学府以养成之，社会无学艺机关以奖进之，甚至以教员终身，亦复为饥寒交迫。其大部分欲投身社会者，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员，概都与军政要人有连，绝无容纳学校出身人才之余地。闲散职员，为数无几，幸而得之，亦得枵腹从公，等于坐毙。至私人机关，本属寥寥，而当事人物，大都脑筋陈旧，厌恶学生，不但非技术人员不肯录取学"
- "在“三友案”中，资方与国民党中央进行了激烈的较量。从执政党一方而言，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其首要目标，为此，任何足以威胁和动摇其政权基础的社会阶级冲突都必须加以扼制。无论是工人罢工，还是资本家歇业，均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不安。国民党执政后虽然没有绝对禁止工人罢工和资本家歇业，但无论是罢工还是歇业，均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三友案”之所以激化为国民党党方与资方的对垒，即因为资方歇业已逾越了国民党控制阶级冲突的限界。资方延不复工，纠纷久延不决，引起千余工人失业，以至工人绝食，全沪各业工会同情声援，中共有可能乘机出动……这一切极有可能激变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通过政"
- "在与党方论辩过程中，资方始终以“尊崇法治”相标榜，指责党方将党权置于法律之上，是违背约法，违反法治。资方声称：“同人爱护党国，爱护秩序，不得不爱护法治”。“欲谋劳资之相安，必先尊崇法治；欲尊崇法治，必排斥法律以外所用之一切非常手段。”公开质疑和否定国民党党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威。资方还引用1928年7月国民党公布的《治权行使规律案》规定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身体自由皆受法律保障为依据，指责党方强迫资方开工，是剥夺人民财产自由，认为只有在资方营业违法时，法律才能停止其经营，但法律并未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得强迫其营业。国民党所制定的约法既保障人民财产私有权，即不容非法剥夺。指责党方“不导民以循律守法，"
-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自1947年起，停发县级党务经费，让县以下基层干部自谋生路。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县党部仅留下一两人做做例行的“总理纪念周”，有的县党部干脆人去楼空，空悬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任其在风雨之中摇曳。 此情此景，寓意着国民党早在军事大溃败之前，实际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 "在今日的中国，独裁的反面，决不是民主，而是多裁和割据；反对独裁，也决不能造成民主政治，而是造成多裁和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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