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 [英]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现代性与大屠杀

[英]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出版时间

2022-11-01

ISBN

9787544793926

评分

★★★★★
书籍介绍

·理性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人性,“被统治者的理性,往往是统治者的武器”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鲍曼经典代表作

·重新审视现代社会内在的理性组织方式与道德责任之间的张力

·新增青年学者曹金羽新译鲍曼2000年版后记

·新增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导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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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仍然坚信文明、进步和理性概念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来源的一系列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创性。——《村声文学增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一文本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当代社会学》

新版后记探讨了关于个人和社会层面的罪行与无辜的难题。——《绍法杂志》

在理性规划盛行、高科技驾驭社会的今天,鲍曼的思考和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现实意义,更值得我们仔细聆听。——周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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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相反,它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这些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需要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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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鲍曼(1925—2017),当代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之一,“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68年离开波兰,前往以色列,后于1971年移居英国,在利兹大学执教终身。作为一名社会理论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后现代消费主义以及流动的现代性。主要著作有《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社会学之思》(1990)、《后现代性及其缺憾》(1997)、《流动的现代性》(2000)以及《流动的爱》(2003)等。

目录
前 言
一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作为现代性之检验的大屠杀
文明化进程的含义
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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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近期读过最好的一本,获得了不少启发,一些从幼年就有的对人性的困惑得到了确认。
现代性所代表的工具理性带来的高效率就是把一件完整的工作拆分成几个独立的环节,每个人都只对其中的一部分负责,对于大屠杀来说这样就实现了责任分摊,毕竟他们只是不假思索地完成分配给自己的“技术性”问题,而非整体的“道德性”问题。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应该警惕的东西。
特别喜欢对某段历史、某个重大事件的社会学分析,而对那种显微镜下的历史非常不满。
鲍师傅真迷人呐。反犹主义、现代性、大屠杀、为了他者的道德,很多地方都与同样迷人的阿伦特相呼应。行文风格或许也是想破除现代性的「园艺」风格,即福柯笔下的「阅读体验可能会改变读者」。鲍师傅在别处说过:「社会学要想领会人类世界,要么给无力者以力量,要么允许自己保持无力,以领会自身存在。」关键在于将 fate 重塑为 destiny。
在现代社会,大屠杀虽然具有独特性,但是当许多因素结合起来,大屠杀现象很容易产生,这也意味着大屠杀具有潜在的常态性(普遍性)。 读这本书的过程,内心是十分悲伤的,或许是之前从没想过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大屠杀,其实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它也不仅仅只与犹太人有关,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人性在这件事上很难经受住考验。
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失败,而是现代性的产物;不是历史文明进程的断裂,而是它的延伸,是现代社会运行逻辑的一个结果。实施大屠杀的“最终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 )正是应用了现代文明的工业能力和技术知识,理性地、高效率地达到了预定的组织目标。
現代不是一個種族滅絕的時代。它只是使實施種族滅絕的現代方式成為可能。它通過像工廠技術和官僚制那樣的創新,尤其是通過這樣一種現代觀念來搞種族滅絕,我們可以改變世界,甚至是顛覆世界,我們再也不用接受以前那種想法了,就像中世紀歐洲人相信的那樣,就算不喜歡,我們也不能幹涉上帝的創造。過去,人們是得忍受一些東西的。對進步和完美的追求使滅絕無數的人成為必然。這些人被認為不可能適應人們想要的那個完美計劃。毀滅就是新的本質,消滅一切不完美正是實現完美的條件。納粹主義是這個現象最明顯的例子。他們力圖一勞永逸地根除人的境況中一切不受管制的、隨機的或難以控制的元素。現代的野心是把世界置於我們自己的管理之下。現在,掌舵的是我們,不是自然不是上帝。上帝創造了世界。但既然他缺席或說死了,那我們就要自己管理,再造一切了。
统治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外部特例来缓解内生矛盾带来的不稳定性,于是受害者从共同体中剥落。高效的理性追求,把这一切去伦理化,加害成为了乌托邦的园艺技巧。大屠杀不仅仅关系历史中的一次裁决、一个判例,我们不难看到,这种在现代化生产模式下,精巧细致的分工是如何瓦解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伦理主动权。这种反思不应止步在大屠杀上,系统高效的剥削,正成为文明进步的“共识代价”。当反对绩优体系的在野舆论构建道德宫殿时,正是这个犬儒结构最忠诚教徒的末日狂欢。也许拒绝毒气室的第一步是认同自己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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