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最锐利的地方，在于它拒绝把'士绅'当作一个天然既成的阶层来歌颂，而是追问它如何被'制造'出来。作者以均田制崩溃后'君民分离'为起点，梳理出游民武装、富民土豪、归乡官僚三类人群如何在科举这条通道上彼此渗透，再到明代以'科举必由学校'将理学与选官彻底捆绑，从而催生出一个游离于官僚系统之外、却自认执掌'天理'的政治身份。这一判断极具穿透力：士绅不是社会自然生长的产物，而是皇权与宗族互惠又互噬的构造。但本书的争议也正在于此——它重体系而轻论证，'君民整合'作为后起概念能否真正统摄材料，值得存疑；理学直至末章才登场，前文略显冗长。适合愿意啃宏大叙事、并对'权力如何借文化自我合法化'这一命题感兴趣的读者。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探讨均田制崩溃后君民分离的历史困境
- 解析科举与理学结合如何实现社会整合
- 揭示宋代游民化与明清士绅阶层的关系
读者共识
- 作者史识卓越，构建了贯通唐宋明的宏大体系
- 视角独特，以流民和科举解释国家社会关系
- 部分论证略显单薄，但启发性强，值得细读
精彩摘录
- "均田制崩溃之后，产生大量的破产农民，或为佃农，或为盗贼，或为职业军人，后二者均脱离乡村社会。晚唐以来，政治重心倾向于藩镇集团，游民武装亦兴起于民间，其主力正是破产农民。这些游民武装集团建立政权，由于游民武装集团脱离于乡村社会，又无政治文化传统，遂成为特殊的军事利益集团，致富贵成为这个集团行动的主要目标。 均田制崩溃之后，国家无力规划土地分配，土地交易与兼并势不可挡，庶族地主因此兴起，学界亦或“土豪”、“富民”称之。这个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因其缺乏文化传统，巫鬼观念遂充斥乡村社会。富民土豪阶层也缺乏参与政权的稳固途径，仅能有限地参与地方割据政权。宋朝承五代而来，也是游民武装政权。疆土一统"
- "宋朝的科举授官制度，相当程度渊源于五代的幕职官制度。对宋廷而言，科举既吸纳人才，又防范政治异己。在社会流动上，宋代科举首先吸纳游士、游侠。科举出仕意味着游学、游宦，对乡村家庭风险极大，吸引力可能比较有限。乡村家庭投身科举的主要意义是“禄以荣亲”，对多数乡村家庭而言这是锦上添花，而非谋生之道。即便如此，科举出仕也未必能直接转化为乡村社会的权势，这与明清科举制度有明显区别。"
- "均田制崩溃之后，国家不但无法掌控乡村的土地分配，乡村势力也无由上升为政权力量，乡村社会的风俗文化脱离于国家之意识形态，形成了君民分离、官民为二的现象。这不符合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宋代士大夫对此忧虑不满，并提出种种君民整合的方案，包括井田制和民兵制，但离现实太远，限于纸上谈兵。 不少学者又将君民整合的希望寄托于乡举里选，并提出种种学校取士方案，但其中的权力设置大异其趣。理学家为代表的学校取士倾向于另立“士权”，将取士权分散到乡村社会。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学校取士则是扩张皇帝的教育权力。后者经北宋后期三舍法的不断试验，最后以失败告终，原因是三舍法取士无端制造比科举更加繁复的考试制度，而不能消除科举的"
- "同时，明朝将科举制度彻底理学化。明初几次反复后，科举制度完全恢复。北宋王安石、蔡京的三舍法，将选士作为官学教育主要功能，试图以学校取士取代科举制度，结果徒耗资源而成无益之物。南宋理学家要求将理学教化作为学校的根本目的，尽量将科举排除在理学教育之外，理学越超于科举，而不是将两者深度捆绑，同样显得不切实际。明朝实行“科举必由学校”政策，将两者完全统一，这种“学校——科举”制度的功能不只是选官，更主要地是制造广泛的、以皇帝为宗师的理学信徒群体。这个群体主要来源于在元代以来开始自觉理学化的乡村土豪，也就是明清时期所谓的“士绅阶层”。"
- "宋代科举改革最终选择理学化的方案。理学是儒学发展到宋代的特殊形态。儒学的社会理想就是回到三代宗法礼乐体制当中，国家与宗族社会相互依托，这是儒学社会理论的主要特色。以士族为主体的儒学形态到宋代已经消亡，宋代的理学家们发明了“天理”的观念，以《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为依据，重新构建一套家、国整合理论。科举的理学化，使得乡村社会的精英无论科举成败，都可以声称自己是“天理”秩序中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到明代，“科举必由学校”，科举不但以理学作为考试内容，而且不以出仕为唯一目标。依靠理学化的科举制度，生员与举人成为官僚系统以外的政治身份，君民之间的“士绅阶层”由此而形成，理学的社会整合功能由文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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