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重返1949年以来的传播实践，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农村传统文化的皮影戏与社会主义文艺和新自由主义不断碰撞。农民是文化的主体，他们在彼时与当下分别是如何表达文化变迁的？从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中国农民的文化是什么，以及他们的表达具有何种当代价值。在范式层面，《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将传播史研究延伸到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农村场域，同时引入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学民族志，尝试着在方法论层面打通这三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学术脉络，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沙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著有《土门日记：华县皮影田野调查手记》《新农村：一部历史》两本专著。
AI导读
核心看点
- 以皮影戏为切口，考察1949年后农民文化变迁
- 提出农民文化主体性生成机制与乡村传播范式
- 打通传播史、政治经济学与人类学民族志脉络
适合谁读
- 社会学、人类学及传播学领域研究者
- 关注三农问题与乡村文化变迁的读者
- 对田野调查方法与学术写作感兴趣的学者
读前提醒
- 关注1956至2006年四个关键历史节点
- 理解土地制度变革对农民文化表达的影响
- 注意作者对农民主体性的深度剖析而非猎奇
读者共识
- 文笔质朴动人，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关怀
- 为乡村传播研究提供重要范式与田野样本
- 部分读者认为逻辑严密性仍有提升空间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对传播文本进行“编码/解码”的内容分析，是传播学者擅长的研究方法；搜集历史档案，寻找一手资料，是新闻传播史学者的基本学术素养；进入“他者的”文化场域，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是传播学民族志的基本功。但是在传播学的学科范围内，这三者却很少交流。很少有研究者将历史视为可以“编码/解码”的传播文本，也很少有人将历史视为可以参与式观察的文化场域。因此，寻求传播学民族志的突破，可以将新闻传播史作为有待开发的研究领域，即实现传播学民族志的历史转向，或者说传播学者也需要“迈向历史的田野”。"
- "26页 不仅如此，从烽火狼烟，到壁诗驿站，再到信息时代，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历史，可以发现信息流动和表达方式的变迁，为历史增加视觉的或声音的维度。而从声音和表达的角度切入，口述史成为题中之意，弥合了传播、历史与田野的罅隙，如2000年被译为中文的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发掘口述者对“过去的说法和评价”，并认为这是“现在回顾之后的产品”，因此相比于内容，口述史学者更注重讲述者“自身的说法”。① 换言之，相比于“讲述什么”，“谁在讲述”“为什么讲述”更值得关注。 因为，口述史中蕴含着丰富的地域社会历史背景、社区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信息。因此，研究者的任务“不在于指出传说中"
- "介绍关中土地沿革，是想表达两点意思。第一，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土地制度的变革关系到农民的一切，包括经济基础、 社会地位、情感结构、价值观念和世道人心，等等；第二，对于文化行为来说，土地是乡村传播的基础，从农耕时代以来，乡村的一切文化与传播活动均离不开土地生产和观念的变迁。在本书中，我认为对于乡村传播和农民的表达而言，土地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产出的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土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存方式，土地还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 情感纽带。而今，在这两种方式之间，出现一种难以弥合的张力。"
- "如果按照媒介属性，可按两种方式来对传播活动进行分类。第一按媒介进入乡村的时间，戏曲属于传统媒介，而电影、报纸、广播等，则需要农民具有一些文化水平，因此农民对于看戏有天然的亲近感。“新媒体”在形式和内容上与传统媒体有机结合，共同完成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动员等使命。 第二按传播方式，看书读报听广播，是日常的传播活动，结合上文王水祥的故事，常常晚上开会的时候，会伴随有读报听广播等活动；但戏曲和电影属于庆典，他能打破群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结构，不仅能为群众缓解劳动疲惫，起到娱乐的功能，还能传播一定的价值观，发挥教育的作用。因此，日常和庆典相互交织，构成了农民在集体化时期的文化传播活动的图景。"
- "随着“戏改”的深入，可以说在农村文化层面，1956年，作为自上而下的强势力量的社会主义文艺与农村原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一次正面撞击。如何处理“农民的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关系，是1956年农村文化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也是1956年农民文化表达所处的语境。"
- "20世纪50年代，农民文化与表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传承着民国，乃至明清时期以来的传统，但意义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是农村的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文艺互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农民获得了文化主体性，或者说， 中国农民以文化主体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农民获得文化主体性有两大基础：农村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文艺实践。"
- "从空间的角度来说，建立农村俱乐部（简称“建部”）是对村庄内部文化管理；对戏班的登记管理是将其纳入国家计划，并进行跨村庄的文化活动；各级会演和大舞台实践，则是农民走出乡村场域的表达。从逻辑的角度来说，“建部”是农村文化资源的总动员；登记是对农民戏班的再组织；各级会演是文化的参与性实践；搬上大舞台是农民的表达性建构。“组织一动员一参与一建构”即农民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制。"
- "参加会演对于农民艺人来说，更多意味着他们可以走出农村，在更高的社会平台，更远的空间范围内传播自己的文化。传播过程中他们与文艺工作者、文化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广泛交流、切磋互动、相互学习。不得不说，这与20世纪末21世纪初农民文化作为镶嵌在资本市场上的一朵“原生态之花”走进都市舞台和国际舞台，有着本质的不同，在1956年他们不是作为猎奇的文化和消费的对象而出现的，相反，农民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并与文艺者工作一起，共同探索国家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填补了时代文艺的空白，成为新中国文化结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农民在政治经济层面的参与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的经验遗产，那么从农民的文化和表达中，是否有可能探"
作者简介
沙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著有《土门日记：华县皮影田野调查手记》《新农村：一部历史》两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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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农村作为我国文化的母地，随着时代面对了太多的变化，但无论何时，知识分子都应当去帮助农村与农民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让社会听到吾土吾民真正的文化之音。
沙垚真是一个田园浪漫学者，能够扎根中国农村就一个问题想到这种地步，真的很有心了。
从人的角度出发，应着重探讨人的文化主体性；从空间的角度，应着重讨论文化的内生性；从时间的角度，应着重讨论文化的连续性，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映衬。如今更多的主流的民间文化叙述，成为一场知识分子代表农民与政治经济或博弈或共谋的话语表达，农民自己的声音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因此，本书号召重返乡村文化的主体性，而不是主体间性。
终于读完此书，“读老百姓还是读张爱玲？”并不矛盾，沙垚不就是一个俯身在大地仰望星空的实例吗？近来又看到卜卫老师的朋友圈每日充满了激情与欢乐，或与残障工人乐团一起演出，或与NGO成员一起把酒言欢。像他们一样心怀浪漫、学术深厚的学者可能就是我的毕生追求了。
田野扎实，佩服，也读得挺唏嘘的，唤起了读前三十年历史的很多书的记忆。主体性变化的背后，是社会想象的变化，是有过把农村建设成和城市一样有吸引力的地方这种愿景的。讨论过去的积极部分从来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试图吸取其中有建设性的资源，毕竟还要想象未来和建设未来
皮影与更大历史的层层交叠。皮影戏所承载的是更厚重的历史，而其消亡则与技术手段与社会变迁有关。作者有个错误，在早期中国建设上，正是熟人社会的瓦解，以及现代工业体系的建成，让皮影失去了土壤。皮影由牛皮制作，也随着农耕褪色而失去颜色
平铺直叙，像老画报里的皮影艺人对着看客娓娓道来一样，以至于读书笔记写了8万字。真心佩服能住在农村做田野的学者，要融入、亲近、聆听、转述实非易事，而我目前的田野只是为了冲c刊，有些不应该。
本书很打动人：一是作者跳脱出醉心于自娱自乐的传播学视野，没有依从沉疴的“自己建构问题-解决自己建构的问题”假研究路径，而是把握了一个来自于实践和人民的问题；二是作者没有自视为拯救者，也没有将学术变为一种阳春白雪，而是真正以农民为主体，真正地探索农民最需要和想表达的是什么，做到目中有人；三是为作者的学术志向和知行合一而感动，在对农民、土地和乡土这一千年共同体上，他心里是有苍生、正义和激情的。反过来说，作者之所以能如此，得益于其个人经历和周围的学术环境，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融合视野以及人类学的实践取向，方法和“理论”（视野）带来了他的真问题和其余一切。最后，笔者也关注到了同样的现象，市场、行政与传统共同造成了村庄的去主体化，而农村意义的重建必然要回归农民本身，回归“集体仪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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