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匮书

《石匮书》最耐人寻味的，是它由一位文学家而非专业史官执笔。张岱身负亡国之痛，将《石匮书》视作“心史”，笔下自有史家鲜有的温度与性情：他写袁崇焕的猥琐暴躁、写朱元璋诛杀功臣的残酷，都带着鲜明的个人判断，读来如在眼前。然而正因“以文运史”，其史才反不及文学成就，论断间难免情绪先行。更值得玩味的是，这部书因崇祯朝无实录可凭，竟止于天启，留下整段历史的空白。它适合这样一些读者：不满足于官方的史实罗列，而想在一部私人色彩浓重的史著里，触摸一个亡国孤臣的悲愤与执念，并亲自掂量“史真”与“文情”之间那条微妙的界线。

张岱，一名维城，字宗子、石公，号陶庵、蝶庵、天孙、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长期寓居钱塘（今浙江杭州）。祖籍四川绵竹，故又自称“蜀人”、“古剑”。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年诸说纷纭，约在1689年前后。 张岱出身官宦之家，高、曾、祖三代皆为进士，博学多才，藏书甚丰，尤长于治史。在家庭熏陶下，他自幼聪慧，并爱好史学。由于当时家业殷实，生活优越，他兴趣广泛，喜游历，常盘桓于江南繁华之地，自云：“余少爱嬉游，名山恣探讨。”（《西湖梦寻·大佛头》）。又好美食，坦言口腹之欲：“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陶庵梦忆·方物》）。早年的奢靡生活从其《自为墓志铭》中亦可见一斑。然而，前事伶俜皆梦痕。明亡以后，张岱家由豪门骤然沦为寒户，旧衣捉襟见肘，饭食常至断炊。然其志节未衰，笔耕不辍，其间著述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