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在外打工七年的田维堂回到贵州老家结婚生子，当农民种地的日子过得依然艰难。一年多后尝试做生意、当学徒，并不顺利，2003年初，怀揣着“赚够一万块钱就回家”的梦想去了上海闯荡。在《上海浮生》里田维堂回顾了自己一家三口在上海生活的九年光景，从跑户外广告到卖保险做房产中介，再到报社的广告部，还去参加电视台的海选节目，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在上海的经历可谓丰富多彩，在一家人觉得日子有奔头的时候，因为孩子的上学问题，举家回乡。
山西人刘涛喜爱收藏旧纸片，民国名片是他收藏的一个门类。2015年8月，他购得两册民国早期名片，名片的主人叫张振鹏，字凌霄，山西离石人，民国初期曾任临县第四区行政长兼警佐。此后，刘涛多方打听并实地走访，顺藤摸瓜搜集资料，用这批三百五十人的四百枚名片串联出一位民国基层官员的“朋友圈”通讯录，进而梳理出他的为官轨迹。《百年前的交游》对了解民国初期山西的历史状况、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特定的时代风尚或有助益。
2020年11月27日，诗人老木（刘卫国）去世，享年五十七岁。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编选的《新诗潮诗集》，被广大诗歌读者和诗歌研究者一致公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重要、最权威、最经典的“中国现代诗歌第一选本”，对中国现代诗坛影响甚大。2018年3月，姜红伟曾就诗集的编选和出版对老木进行采访，《诗的奇迹》记录下了这段宝贵的诗歌史。
张宏杰在《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自序里说，对于“写历史”的人来说，“皇帝”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后来他有了机会在专栏里解读中国帝王，陈列中国人在皇冠重压下的各种表情，其中的“杨广”一篇，正是《大业》的前身。隋炀帝杨广可以说是古往今来被历史学家侮辱和损害的人中最严重的一个，张宏杰笔下的杨广，曾竭尽全力、机关算尽地夺取了皇冠，然后又狂喝酣饮权力之酒，毫无节制地榨取皇冠给他带来的快乐，终于死于权力之酒的酒精中毒症。
《心病》是余凤高《疾病入画》《不可言说之病》（参见《读库1805》《读库1903》）的续篇，讲述了艺术史上与五种病症——相思之疾、一夜白头、白内障、忧郁症以及自闭症相关的绘画作品背后的故事。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艺术家的创作密码会被慢慢解读，而对闭症儿童的天才及其神秘等诸多问题，科学家至今仍然没有搞清楚。
现在讲小说史，特别看重《三国演义》开山之作的意义，古代文人的看法却大不相同。后者的认知里有一条完整的鄙视链：史书＞不可以虚构的“小说”＞可以虚构的“传奇”＞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白话小说，而在处于底端的长篇章回小说内部，《三国演义》得到的评价非常有趣。刘勃在《文化人黑〈三国演义〉》遍举不同时代文人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和赞美，倾向认为它是史传传统排挤民间传统的产物。
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出生于英国，早年学数学，去美国后转行做物理，可以说，他终其一生都在试图打通各种“看起来毫不相关的”方法和领域，同行给他的评语是，“他也许会犯错，但从不乏味”。《戴森印象记》是2020年戴森去世后，科普作家卢昌海写的纪念文章，他自己阅读所得的“戴森印象”：由现实而梦幻，越来越梦幻……
- 田维堂讲述上海九年打拼，展现底层生存实录
- 张宏杰重塑隋炀帝形象，还原权力下的真实人性
- 刘勃剖析文化人鄙视三国，揭示传统文学偏见
- 关注社会现实与底层人物命运的非虚构读者
- 对历史人物命运及传统史观有探究兴趣者
- 喜爱文化随笔、文学批评及民国史料爱好者
- 《上海浮生》视角独特，可能引发情感不适
- 《大业》史料解读带有作者主观色彩，需辩证看
- 建议按需选读，不必强求通读所有篇章
- 《大业》与《上海浮生》为本期最受关注篇章
- 《上海浮生》争议较大，有人赞真实有人嫌流水账
- 《文化人黑三国》观点犀利，引发对名著新思考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贫穷文化与富足文化的区别。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而不是贫穷。贸易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海外给希腊带来巨额金币，而罗马帝国则靠对外扩张来攫取惊人财富，富足的经济背景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与当时的中国人截然不同。西方文化肯定欲望，希腊人主张人在有限的年华里应该大胆地追求享乐。他们不吝于建筑豪华的浴室，聘请最好的厨师，购买许多奴隶来服侍自己。他们花巨资建起容几万人的剧场，为市民发放看戏津贴。罗马人则有比希腊人更大的竞技场、斗兽场、公共浴室与神庙，这些建筑大多以大理石建成。罗马人似乎生来就为了享受，他们每年的节日加起来长达三个月。106年，图拉真在罗马城庆祝"
- "要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我们一家人到陆家嘴游玩，我仰望着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突然觉得这些高大的建筑群其实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屈指算来，我在上海已经待了整整九年的时间，每当我想登上东方明珠电视塔或金茂大厦的顶端，准备俯瞰全风采时，就被八十元一张的门票给镇住了。有次我和一个上海当地的小老板路过陆家嘴，我问他可曾上过东方明珠的顶端？他说没有，他居然也嫌门票太贵。 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担心这是一个成功学的故事。毕竟我们大部分人只是漂浮着，恍惚着，就过了自己的一生。"
- "《水浒传》的价值观，即使以古代标准看也属于变态（孙述宇先生的《水浒传一—怎样的强盗书》，详细论证了这一点），但《水浒传》的特点，正在于它是恐的价值观和沛莫能御的文学才华的奇妙组合。《水游传》用白话文写江湖，对文化人来说，这是用新奇的语言写陌生的世界，又确实写得人物鲜活世态生动，人比较容易赞美打开自己视野的东西。 《三国演义》就不行了。 谢肇淛瞧不上《三国演义》的理由，是“事太实则近腐”，那么忠于正史干吗？ 谢肇淛这人，二十几岁就中了进士，仕途也比较顺利，算成功人士。他学问好，藏书多思想通透，眼光敏锐，诗文都做得漂亮。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看些和“正经学”完全不同的小说，反而是别开生面的体验，所以也"
- "科学与宗教的真正分歧是：真理必须接受检验vs.某本千年古书是免检的真理。不知什么样的雄辩家能从后者品出心胸和眼界的开放来？宗教是远古文化的化石，时代决定了它的水准不仅远低于现代科学，而且远低于在它之后出现却已遭淘汰的无数科学或哲学理论，它之所以迄今屹立不倒，甚至还那么兴旺，完全得益于超低的智力门槛和遂人心愿的穿凿附会。虽然从概率上讲，就连猴子敲击键盘也有可能敲出“真理”，但靠本质基于千年古书的神学碰对“真理”的概率能有多少呢？在如此渺茫的概率面前，宗教却一味的斩钉截铁，连丝毫的谦虚都没有。P237"
- "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是因为中国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惩恶扬善”，“以史为鉴”“使乱臣贼子惧”。目的决定手段，为有效地“扬善”和“惩恶”，让人“感动”或者 “恐惧”，就必须采用“典型写作”的方法，使善恶对比分明、忠奸一目了然，使人知道爱什么、恨什么、学习什么、批判什么。“典型写作” 的秘诀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向读者提供单方面信息，令读者“偏听则暗”，误以为历史人物或者是毫无缺点的高大全式人物，或者是从头坏到底的十恶不赦之徒。这些技巧在隋炀帝神话的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历史，从有文字开始。中国历代都设有史官，史书之浩繁为"
-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政治几乎是一个中国男人实现自我的唯一途径，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政治，才能体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只有权力，能赋予男人非同寻常的力量和尊严。混合了鲜卑族和汉族血液的杨氏家族的男人，生命力都非常强健，“盖世英豪，儿郎虎豹”这句唱词，用在杨坚家里异常贴切。杨坚其余的四个儿子，都像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皇位垂涎三尺。虽然文笔出色，杨广可从来没想到要当什么文学家，那样的前途对一个皇子来说几乎是一种耻辱。"
- "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将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现实即使千疮百孔，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发的最好办法。不兴革，忌扰民，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
- "莫是龙是明代文学家、书画家、藏书家，他是支持看杂书的，甚至说出“全不观小说家言，终是寡陋俗学”的活来，但是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他坚持认为是“野史芜秽之谈”，应该烧掉。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条完整的视链：史书》不可以虚构的“小说”》可以虚构的“传奇”》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白话小说。 当然，处于鄙视链底端，也可能激发出绝地反击的勇气。冯梦龙《醒世恒言》的序里有句愤激之言，叫“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这等于一个二本学生堵在双一流门口怒吼：“说哈佛牛我承认，北大清华就那么回事，其余什么乱七八糟的算个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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