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与社会

[美] 弗兰克·M.斯诺登

出版时间

2022-04-30

ISBN

9787511739841

评分

★★★★★
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最先撞进眼里的往往不是病原体,而是疾病背后那张由权力、不平等与人性弱点织成的大网。斯诺登最令人信服之处,在于他反复揭示:流行病的杀伤力从不只取决于微生物有多凶狠,更取决于社会本身有多脆弱——撒丁岛根除疟疾靠的不是单一技术,而是公平、卫生与医疗救助的合力;鼠疫法规悄然完成了国家权力向日常生活的扩张;天花、霍乱、结核甚至被拿破仑与战争改写。然而读者最揪心的,是书中那句近乎预言的话:人类战胜不了流行病,好了伤疤总忘疼。它不提供廉价的乐观,而是逼我们承认新发与再发疾病的阴影永不消失。适合所有想理解'为何越是文明,越容易被微生物击中'的人,只是请做好它并不好读的心理准备。
作者简介
◎ 著者简介 弗兰克·M.斯诺登(Frank M. Snowden),耶鲁大学安德鲁·唐尼·奥里克历史与医学史荣休教授,专长领域为社会史、医学史,以及意大利近代史等。其著作包括《意大利南部的暴力和大庄园:1900—1922年的阿普利亚》(1984)、《1919—1922 年托斯卡纳的法西斯革命》(1989)、《霍乱时期的那不勒斯》(1995)、《征服疟疾:1900—1962年的意大利》(2006),以及《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开始的瘟疫史》(2019)。《征服疟疾:1900—1962年的意大利》曾被美国历史协会授予“海伦与霍华德·R.马拉罗奖”,并荣获美国医学史协会颁发的韦尔奇奖章。 ◎ 译者简介 季珊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硕士,曾赴台湾师范大学、剑桥大学交流访问,研究方向为近代英国医疗社会史,发表文章《欧洲最早的医学院——萨莱诺医学院的兴衰》,译有《医学与种族:20世纪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医院》。 程璇,华东师范大学翻译系硕士,曾任联合国学术影响(UNAI)译者,参与《爱情与废墟》故事集、第十九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科技大学影视项目等翻译工作。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融合医学史与社会史,揭示瘟疫如何塑造文明
  • 解析人类在狂热与漠视间周期性切换的反应
  • 探讨流行病背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脆弱性
读者共识
  • 结构清晰译文流畅,是理解疫情历史的佳作
  • 揭示天灾背后的人祸,打破好了伤疤忘了疼
  • 虽缺乏系统框架,但案例丰富且具警示意义
精彩摘录
  • "To approach the necessary standard healthy women of means cultivated a gaunt, fragile figures suggestive of an inner state of sensibility, intelligence, and refinement. To that end, [healthy women] avoided exercises physical exertion and zeal at the table while learning to lisp and practicing a tott"
  • "疟疾随着社会公平的提升和技术手段的强大而逐渐消失。即便我们拥有最强大的技术,问题仍然存在:什么样的环境才能使这些技术发挥作用? 抗疟运动的奠基人之一安吉洛·切利有一条座右铭,可以回答这个极富当代意义的问题:“专注于一件事,但不要忽视其他事。”正如切利所言,撒丁岛的成功可能是有效的抗疟计划与社会多方面的改善结合在一起的效果。人们需要学会建立伙伴关系,在利益面前坚守道德良知,推行公众健康与自我保护教育,为民众提供负担得起的医疗救助,努力改善环境卫生,以及善用基础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工具。此外,切利的座右铭还让我们从撒丁岛项目中吸取另一条教训:控制疟疾需要长期的坚持,而不是“速战速决”。经过半个世纪抗疟"
  • "概念和机构前提:从巴黎医院到德国实验室 正如我们所见,巴黎医学院致力于这样一种观点,即疾病是独立而稳定的实体,可以根据其在生活中显现的症状,以及在解剖台上所观察到的病变进行分类。疾病分类学或疾病分类的研究,是巴黎医生的一个主要特征,同时也确立了疾病特异性的一般原则。对于细菌理论的出现,这一原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导致了两个推论,使人们有可能将微生物视为病原体。第一,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观点相反,巴黎学派认为疾病不是一种反映四种体液的失衡或腐败的整体现象,而是身体组织的局部和特定疾病。第二,巴黎学派认为一种疾病不可能演变成另一种疾病。例如在巴黎学派之前,从医者普遍认为霍乱是从地方性疾病中自发演变"
  • "“无菌化处理”着眼于科学实验室,努力以其基本原理指导外科手 术。正如实验室通过减少可能影响实验的变量数量来保证研究者可以进行控制一样,无菌化处理的支持者试图通过将手术室改造成一个完全人造的环境,阻止细菌进入,以此保证外科手术的可控性。刚开始的时候,“消毒派”的外科医师常常徒手进行手术,身着便服,在患者家中,或在剧场的观众面前,仅仅依靠酸性喷雾剂来消灭细菌。科赫的无菌追随者们则从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消毒手术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他们自认为发明了更科学的操作方法,因为他们的消毒技术旨在使手术室的外科医生获得与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一样有效的控制力。 原则上,尽管消毒和无菌手术技术都基于疾病的细菌理论,但它"
  • "细菌理论对医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它促进了医学教育方面的重大改革,各国的医学教育越来越多地效仿德国模式,以实验室和基础科学为基础。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大学的医学院最先采用这种新观点。在这些机构中,医学也衍生出一系列专业的分支学科,诸如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热带医学、药理学和细菌学。 如此严格的训练,再加上一系列科学发现带来的影响力,使对抗疗法派医生在与其他医学派别的竞争中获得了新的文化权威。以生物医学模式存在的医学也是知识和实用公共政策的有力工具,因此,国家、制药行业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关注提高了该行业的地位。 细菌理论也慢慢从根本上改变了医患关系。随"
  • "结论 细菌致病论显然是医学史上的决定性进步。它标志着对疾病本质的新认识,显微镜技术的发展,疫苗接种的公共卫生战略,以及符合清洁要求的日常生活习惯转变。但是,它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细菌理论只将公共卫生运动局限在某种特定微生物的“纵向”方面,而远离了贫困、饮食、教育、工资和住房等社会决定因素的“横向”方面。在“纵向”的公共卫生运动中,除了攻击特定的病原体和它引起的单一疾病的被动目标外,人们可能忽略了促进整体健康和福祉的主动目标。卫生运动已经远离社会医学,工作场所和工资等相关因素全都被纳入狭窄的反对污物的战争。而细菌理论的出现更加剧了这种倾向,人们的关注点更加狭窄,只将微生物作为目标。"
  •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1883年科赫发现了霍乱杆菌,众所周知,它的病理过程是可怕的。对于大多数摄入弧菌的人来说,消化道的胃液足以消灭病原体,并无不良影响产生。然而,若摄入的弧菌数量过多,或消化过程被先前存在的胃肠疾病破坏,或食用过熟的水果,或过度饮酒,那么人侵的细菌就会成功从胃部进入小肠。在那里,当弧菌繁殖并附着在肠黏膜上时,它们就造成了感染。 作为回应,人体的免疫系统会攻击细菌,但当细菌死亡时,它们会释放出一种肠毒素,这是自然界中最强大的毒素之一。它会使肠壁反向运转,不再允许营养物质从肠腔进入血液,而是允许血液的无色液体部分或血浆流入消化道,并通过直肠迅猛地排出。 这种血浆的流失是霍乱患者"
  • "即使在病人死亡之后,霍乱带来的恐惧仍在继续。这种疾病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就在于活着的病人看起来像死尸,死亡的病人却像还活着。它的显著特征就是病人在死后还会发生剧烈的肌肉收缩,四肢长时间地颤抖、抽搐。在收尸人的推车上,病人的尸体仿佛还存在生命迹象,这就引发了人们对恶毒阴谋和过早埋葬的恐惧。(图13。2)"
目录
新版序言
序 言
1 导 论
2 体液医学: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遗产
3 三次鼠疫大流行:541—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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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感谢@汗青堂赠书。医学史经典作品,很好用的参考书。配合《耶鲁大学公开课:公元1600年后西方社会的流行病》“食用”超级美味~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从流行病的角度来看更为明显:令美国独立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海地的黄热病,而让俄国与德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很大程度上是痢疾和斑疹伤寒——这两段故事里的“受害者”都是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审视流行病的历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我们不能做什么和能做什么:我们不可能“速战速决”根除一种流行病,更不可能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我说的是墨索里尼;我们能做的是“专注一件事,但不忽略其他事”,从整体上解决问题,看到患病的是个体,但也不可忽视致病的环境与结构。我们可以团结合作,可以调动一切力量,保障作为“最高法律”的公共健康,然而又必须提防任何一种力量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从根本上说,流行病问题总能反映出我们的社会或是人性本身还不够好,以及其中一些总是比另一些更烂。
病源入侵机体后,免疫系统会迅速反应,识别,分析,判断,继而便是强烈的排除异己/生理反应;在本书记叙的几百年的流行病史里,社会亦犹人体,在被流行病入侵后,总会引起剧烈的反应,识别感染者,判断易感人群,推断感染背后的“非理性因素”,演绎出形而上学乃至神秘学的思考。于是我们看见,动摇教会统治的鼠疫,奠定病娇文化基础的肺痨,覆灭拿破仑帝国的黄热与斑疹伤寒,激发起人类狂妄信心的对天花的胜利,渲染恐同气氛的艾滋病。。。每一场流行病背后,都充斥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视,充斥着“对某一特定人群灭绝计划”的阴谋论,充斥着“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惰性思维。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反复犯同样错误的历史,这在流行病史里展露无遗。想起《血疫》最后,埃博拉倏忽退去,作者无不隐忧地写到:他还会回来的。
耶鲁面向本科生课程,真正的通俗易懂,都是人话。对照眼下,更是感慨。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不是一切所谓现代的问题都是历史问题。作者在不少章节都会讨论疾病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或者文艺创作里的疾病展示,这点写地很巧妙。
这本书真是写的太棒了!作者对于各种史料和文献的掌握令人钦佩。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每每会产生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感觉,比如说,早期的欧洲人对于天花的无奈和认命,还有印度人面对爆发的鼠疫所产生的各种谣言……这些都与我们今日疫情中的种种现象高度“重合”。
不错不错 学到了很多
瘟疫史的书看多了只有一个感想:封控真的是唯一解决之道。
所谓,所有的一切终会再次上演。历史和如今也没什么大变化,比如,最先提倡动手术要杀菌消毒的医生被当成精神病病郁郁而终。
读的时候还在封控,读完国家已经放开,身边朋友家人大部分都感染过了新冠。什么时候人类有能力战胜流行病。
当实践让位于诵读,经验的消失便会走向个人崇拜,让“病床边的医学”转变为“图书馆的医学”。医学只是的来源不再是病人的身体,而是医学作品本身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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