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最先撞进眼里的不是体系严密的理论框架，而是一篇篇被反复重讲的旧文。读者直言它“体系松散，不推荐给初学者”，却仍有人把它当作课堂教材反复翻阅——这种评价的两极，恰是理解它的关键。王铭铭没有急着搭建人类学的完整图谱，而是借西方人类学的脉络切入，再以其局限为跳板，把重心压在中国人类学的自我确立上：如何既葆有自身特色，又怀抱世界抱负。书中对“文明”概念的郑重、对费孝通“多元一体”的细读、对吉登斯“制度丛结”的批判性转译，都显示出它不满足于介绍知识，而意在追问中国人类学该往何处去。它适合那些已跨过入门、愿与作者一起“挑刺”与思辨的读者，而非寻求速成的备考者。
作者简介
王铭铭， 人类学家， 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 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王铭铭作品宏富， 其代表作包括田野志《溪村家族》 ，探讨了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及其现代命运的《逝去的繁荣》 《走在乡土上》 《西方作为他者》 ，学术随笔《漂泊的洞察》 《无处非中》 《心与物游》 ， 以及人类学导引作品《人类学是什么》（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 同时主编有人类学专业期刊 《中国人类学评论》。
AI导读
核心看点
- 系统梳理西方人类学发展路径与类别
- 批判西方理论局限，探索本土化出路
- 详述中国人类学成就、问题及未来方向
读者共识
- 王铭铭多年教学经验精华，内容扎实
- 兼具教科书严谨性与丰富材料集纳
- 有助于理解中国语境下的人类学建构
精彩摘录
- "几十年前起，国人多数成为简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一方面相信物质世界的伟大，宣扬其决定我们的生存与思想，另一方面却实践一种主观思想。过去五六十年来，国内理论的所有实践表明，言辞的作用胜过所有一切。试问过去我们有多少时代是因为一个人喊了一句口号就出现一个大转变？答案可能是多数时代。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言辞”决定一切。然而，在理论探索方面我们却咬定物质决定我们的生活。 对于这个矛盾，迄今学术界的思考还很少。尽管大家的思想都似乎是“解放”了，但对于物质一经济主义的信仰，还没有深刻反思。"
- "Barbarian本来指不大会讲话的人……指的就是“the people without words”……如果“discourse”所意味的，乃是文明社会的特征，那么，其对立面，便是人类学家引以为骄傲的“barbarianism”。"
- "费孝通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在说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之前，提到的两种民族的概念。 这两种民族的概念，一种是“自在的民族”，一种是“自觉的民族”。他说的全部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包容各个族群的一个“自在”的过程。而“自觉”是什么？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更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跟西方人的差异，然后宣称我们是“中华民族 用费孝通自己的话说，他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择要地勾划出一个草图”，他认为，中华民族是在近百年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的，但是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却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这个格局里有几个特点： （1）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它在文明曙光时"
- "作为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社会构成，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成长的历史，而与四种离人性相去甚远的“制度丛结”密切相关，这些就是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生产及暴力的集中化。尽管这四个制度丛结不能互相化约，但从吉登斯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权力及暴力控制随着现代性的成长不断对人的活动产生制约力的过程。从本质上讲，这种制约力本身就是民族国家的制度，它是在近代史上国界纷争多端的欧洲兴起的，但是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制度。民族国家是一个权力的集装器。这个集装器的内部装着的是被国家垄断的武器，可它的外表涂着的广告一一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一宣扬着一种现代化的公民意识（citizensh"
- "现代人类学越来越倾向于表达其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特征。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末，西方社会科学的诸门类，都以研究西方或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现代性”为己任。社会学中的支配性问题意识，一直是西方“工业社会”中生产カー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法权制度、现代社会分工及“文化产业”如何成为“现代性的制度性后果”的原因。政治学研究则区分为左、右两大阵营，围绕着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理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法制等理念展开其内部的辩论，研究的最终目标被视作确认“好政治”“进步的制度”之标准。经济学更集中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作的复杂而带有普遍理性主义“经济人”的思考。历史学虽"
- "“文明”这个概念意味十足地浓厚，可在人类学里，人们对它重视不够。我主张学习人类学的人，要读点有关“文明”的书。 要理解所谓“文明”，我们可以先读三本书 1。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中文版，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中文版，上卷，王佩莉译；下卷，袁志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999）； 3。弗洛伊德的《论文明》（中文版，何桂全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选这三本书来读，有我的意图。福柯也好，埃利亚斯也好，都受到过弗洛伊德的影响，他们的观点，与弗洛伊德也有所不同。在福柯与埃利亚斯之间，更存在观"
- "看到一门学科的尴尬处境，也能看到它的前景。我以为，民族学若能清晰地以认识自身的这一处境，那么，也就能认识自身可能做出的贡献。如上所述，时下的新民族研究要么接受西式人类学民族志方法，要么接受“全球化”理论，要么沉浸于“族群”的讨论之中，而我在承认这些变化意义的同时试图指出，真正有意义的新民族研究，务必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寻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整体关联性。把它们当成国家的“边陲”也好，当成与国家相对的“社会”也好，当成仪式的、法律的、文化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也好，都是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的他者”。借助人类学的参与观察、主位观点、比较方法，民族学家先要深入这些文化当中，使自身成为“文化的科学”。民族学从"
- "非市场性的人际交往模式（互惠、再分配、自给自足经济）反映的市场资本主义导致的20世纪社会内聚力缺憾的问题，一直是这一时期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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