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一部分，即“财政结构的集中与分散”，是以清代的财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明确了正额财政的集权构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正额财政之外又广泛存在着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以此认识为基础，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并分析了18～19世纪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首先概述了清代财政的基本情况，论述岁入和岁出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发展倾向；其次，从宏观角度考察了17世纪中叶开始的经济变动，分析了财政收支情况与经济变动的关系。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18世纪的100年间，尽管白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但正额财政的实际规模却不断缩小。同时，由于州县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存留银”不断削减，而各种性质的“劝捐”﹑“摊捐”又层出不穷，导致地方官府财政日益窘迫。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地方政府扩大了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项目的范围和数量。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在财政体系中实行“原额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的增大，并会造成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同时，作为当时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馈送”、“规礼”等官僚之间的私人赠送广泛存在。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和吏治的颓败使利害冲突更加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倾覆。
第二章及第三章剖析了京饷、协饷和酌拨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过程。清朝中前期，一直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正额财政制度。但在太平天国时期，随着酌拨制度的崩溃，开始摊派京饷与协饷，清朝财政呈现出分权化倾向。到19世纪后半叶，实际上确立了以各省总督、巡抚控制的省级财政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
在这种地方财政体系中，外销的经费占有核心地位。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外销不断扩大的过程，并说明了随着外销领域的扩大，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围绕着外销经费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不断扩大。光绪九年（1883），朝廷以支付京官津贴为名，要求各省将部分外销款项送交户部饭银处。中央政府与各省为此发生纠纷，山西巡抚张之洞力主保护各省权利。通过张之洞的议论，可以发现外销款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财政制度，没有“名分”。而且，在省级财政的外销款项之外，基层政府机构的经费仍然依靠各种附加税和非法捐税，官员中饱私囊的状况也一直存在。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二部分“徭役与财政之间”，具体地考察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在不同时代财政体系中的形态与演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来透视各个时代财政的历史特点，并在研究方法上展开新的探索。
第五章以15世纪中叶赋役改革中创建的均徭法作为具体考察的对象。在实行均徭法之前，杂役是在有负担能力的人户之中进行点佥，而均徭法则规定杂役由轮年应役的里甲各户承担。以往的研究认为均徭法推行的目的是完善里甲组织的税、役征收体制。但是，笔者认为，均徭法的具体应役方式并非以“赋役黄册”为依据，而是另造“均徭文册”或“龙头鼠尾册”等簿册进行派役。由此可知，均徭法是利用里甲组织来实现十甲各户轮流当役，而不是将每个甲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派役。明代的里甲组织虽然承担税粮征收责任，但是，在征收正常财政开支以外的地方性事务经费和徭役的过程中，里甲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去应付各种负担。
第六章探讨了里甲组织及里长的徭役负担问题。见（现）年里长承担很多职责，其核心是“催办钱粮”和“勾摄公事”。到现在为止，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者把“勾摄公事”解释为承担里内及官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然而，从元代到清代，“勾摄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官吏用语，专指诉讼过程中拘唤被告﹑原告和人证等事务。这里的“公事”并非指里长承担的各种事务和费用。里长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要遵行官府的命令，承担“钱粮”和“刑名”之役。按照明初确立的财政制度，明代的上供物料和地方政府的“公费”等额外负担本来不由见年里长或十户甲首承担。然而，永乐年间以后，随着财政支出的膨胀，上供物料和“公费”等成为中央和地方官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这些额外的费用大大加重了里长的负担，超越了其支付能力。为了规避重役，有些人户采用诡寄和花分等手段，逃避里长之役，从而造成了“役困”问题。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的徭役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由于正额之外的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也要由里长和没有优免特权的庶民承担而造成的。
第七章讨论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意义。“一条鞭法”不仅统一了维持地方官府运作的各种徭役（四差），又在《赋役全书》等财政簿册中把这些费用作为定额列入地方存留。同时，原先的许多额外负担也被归入正额之内。一条鞭法推行的结果，削减并固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目的是杜绝地方政府利用徭役征收所具有的弹性来获取额外收入。17世纪中后期，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大，财政日渐窘迫，并且一条鞭法以外的各种徭役名目则再一次扩大。
通过上述历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财政的“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政经费不足，导致了正额之外的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与数量日益膨胀，而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又不均衡地加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这样的结构贯穿于明代的财政。清代财政和明代的财政虽然在岁入与岁出方式上有所不同，明代实行的是现物财政，而清代实行的则是银钱财政，同时，在有无法定差役制度这一点上也有所区别。但是，如果着眼于财政结构和原则，就会发现明清两代存在着共同的特点，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具有很强伸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
本书的附篇则概括地说明了近代中国财政的基本情况。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内战与外侮频仍，其财政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出现过“没有地方的中央财政”，也出现过以附加税作为原资的县财政，在附税征收过程中还出现过包税制。而厘金制度废除后，各种“苛捐杂税”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清代以来财政体系的延续。
- 剖析清代财政原额主义导致地方困窘，引发附加税激增与吏治败坏。
- 揭示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的财政演变，厘清京饷、协饷及外销经费矛盾。
- 探讨明清徭役制度变迁及民国财政结构，透视专制体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对明清经济史、财政制度演变及近代国家构建有研究兴趣的学者与学生。
- 希望从财政视角深入理解中国近代政治结构与社会矛盾的进阶历史爱好者。
- 从事经济史、制度史研究，需对比中西财政体系差异的专业研究人员。
- 本书为旧文汇编，部分章节存在重复，建议结合目录选择性精读核心篇章。
- 涉及大量清代财政术语与数据，阅读门槛较高，建议搭配曾小萍著作对比阅读。
- 第二部分徭役论述较为晦涩，初学者可先聚焦第一部分财政结构变化的主线。
- 岩井茂树以严谨实证揭示财政原额主义弊端，视角独特，是财政史领域的经典。
- 书中关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博弈的分析深刻，对理解晚清危机及民国财政极具启发。
- 虽部分论述略显琐碎且翻译偶有生硬，但逻辑严密，治学态度令人敬佩，值得细读。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法久且弛，内有不得已之公费，外有不敢抗之求取，将于何取之。必阳请其名，阴用其实，外缩其数，内浮其出，求展而已矣。夫人情重于用已之所有，轻于用人之所有今差银输官，久且轻用而易费，费尽已即有部派军兴诸卒然之务，将于何取之。久且益重。又山谷民畏事而惮官，虽条鞭行，坊里目只应如异时，独易十二总称八班，改直月曰值日。 朱健《古今治平略》"
- "為了保障戶部對國家財政擔負的監督和支配的職責，至雍正初年，國家財政基本上形成和確立了一個制度上的框架。戶部與各省之間的財政關系，筆者認為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一省財賦總匯」的布政使司，在每個（財政）年度前算好一年需要支出的兵餉銀兩數目，由巡撫在十月前「冊報」戶部。戶部據此從估算收人中對各項目和數量於正月進行「指撥」（估餉─部撥制，即彭雨新所稱的「冬估制」）。 （2）向收入不足的省份調撥的協餉，從預估黑字收人部分中按正月的部撥進行，或者其他機會另行安排。 （3）戶部銀庫的收入包括：①通常捐納等直接收入，②作為例解部款，《賦役全書》中規定的定額部分，③與協餉一樣，在預估黑字收入之內命令起解"
- "甲午戰爭時，日本海軍的軍艦都是從歐美購買的，而當時清朝的北洋艦隊、南洋艦隊配備的都是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期間創立的福州船政局建造的艦船。由此可見，在近代化的軍需工業的引進和發展上，洋務官員推行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的確是取得了成果。"
- "在官府作为获取正额外收入手段的明代徭役中，也存在着像杂役即均徭方面以及与驿传相关的原本就有法令规定的正当的徭役。但是，作为里甲役和均徭的一部分课征的公费以及上供物料等追加性徭役，是在既无准备也无处理框架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当这些负担并不太大的时候，还能够不出问题地顺利运行，但是没过多久，随着负担的逐渐增加，再加上类似“私派”和擅自增加课征的横行，知晓这种违法操作的内情并且能够进行公开告发的官绅，以及贡生、生员等下层士人，通过与官府的暗中交易，获得了实际上可以规避这些负担的权力。另外，实际从事徭役分派和征收事务的胥吏、衙役等，也必然会把自身的负担转嫁给他人。事态发展的结果就是发生“诡寄”“影"
- "1753年关税收入459万两，1838-1848年平均530万两"
- "朝贵一闻拨款，则缩项结舌，而莫之敢应。即有一应，农部、疆吏空文支吾，于事何济！是以曾文正剿粤贼、鸿章剿捻匪；兴师十万，皆自筹饷。但求朝廷不掣肘为幸。何曾预请巨款耶？"
- "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是及其独特......在“专制”这个词背后存在一个很大的反差，即，中国对于社会也罢，或是在国家机构的内部也罢，其实也有柔软的一面，只不过在其柔软之处，小专制时而露出狰狞的面目。"
- "如果僅僅是道德法紀或者過度的欲望問題的話，還可以通過教育來糾正。可是，在結構體制上出現了問題，就迫使弱勢的百姓們不得不選擇救濟辦法來應對：要麼憑借各自的力量躋身共同犯罪的體制中，要麼通過承包機構來減輕負擔，要麼變成無產者從納稅者的行列中解脫出來，等等。也許就是這樣，造成了汪輝祖所言的「官肆民驕」的世風。中國社會是一個憑借個人和家族實力的競爭而發展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裡，官也好，民也罷，選擇各自的戰略手段，不能不說具有它的合理性。只不過它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在經濟持續發展的社會條件下。 …… 然而，汪輝祖卻偶然有幸地成為當時中國經濟繁榮與發展的歷史見證人。據記載，在浙江省，從18世紀60年代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