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时代的“议事以制”

秦涛

出版时间

2018-07-01

ISBN

9787509391822

评分

★★★★★
书籍介绍
汉代集议制,指汉代朝廷或各级官署通过合议的方式以立法建制、司法决事的机制,经朝廷或中央官署集议而形成的法律文件、司法判例具有*高效力。所以,集议制本身既是有汉一代之基本大法,又是研究汉代法制的枢纽所在。本书正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证、论析。全文六章,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序章、*一、二章,对汉代集议制本身进行基础性的考察,以把握其运作的基本要素与程序。第二部分为第三、四、五章。将有汉一代的典章大制切割成立法、司法、行政来研究,无异于为混沌凿七窍,七窍生而混沌死。所以在以三权分立为视角的法律史著作中难以看到“集议制”的身影。本书的第二部分即是以“集议”为汉代的基本制度,考察其立法建制、司法决事的两大功能,从而窥探汉代法制的自身特点以及符合汉代人观念的“法”世界。
作者简介
秦涛,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博士、教师,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文史版)主讲人。研究领域为秦汉魏晋法律史、中国法律史学史。专业研究之外,致力于法律史与历史普及活动,已出版《老谋子司马懿》《黑白曹操》《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诸葛亮之道》等。
AI导读
编辑书评
  • 秦涛的《律令时代的“议事以制”》是一部敢于挑战既有范式、重构汉代法律认知的佳作。其真正价值不在于罗列史料,而在于提出“集议制”作为汉代基本大法的理论假设,并成功论证了经学如何通过这一机制渗透进法律肌体。相比同类著作常陷入的条文考据泥潭,本书敏锐地捕捉到了君主意志与官僚理性在“议”中的博弈与平衡,揭示了汉代法制“活”的一面。然而,其局限亦明显:前期铺垫过于冗长,部分概念界定稍显牵强,且受限于博士论文的体量,某些论证未能充分展开。总体而言,它不是一本完美的入门书,却是理解中国古代法律精神源头的关键钥匙,适合那些愿意忍受枯燥考据以换取深刻洞见的严肃读者。
  • 在法制史研究领域,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律令”与“经义”的二元对立,通过“议事”这一中介环节,展示了二者如何在政治实践中融合。编辑认为,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为“中国法律传统”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操作模型,而非抽象的道德说教。尽管有读者诟病其文风呆板或个案归类存疑,但这恰恰反映了学术探索过程中的必要试错。对于希望跳出西方中心主义法律史观,探寻本土制度逻辑的研究者来说,本书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分析工具。它提醒我们,理解汉代乃至整个帝制时代的中国,不能只看写在竹简上的律令,更要看那些在朝堂之上、通过激烈辩论最终凝结为制度的“声音”。
核心看点
  • 本书突破传统法制史仅关注律令条文的局限,将“集议制”确立为汉代法律运作的枢纽。作者论证了经学经典如何通过中央与地方官员的合议程序,转化为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文件与司法判例,揭示了汉代“经-法-政”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理逻辑,而非简单的三权分立视角。
  • 深入剖析君主专制与官僚集议之间的张力。书中指出,虽然诏书分类存在形式上的模糊性,但立法过程往往蕴含复杂的制度背景。集议不仅是行政程序,更是儒家理想(王道)与现实律制(霸道)在汉代政治实践中达成平衡的关键机制,展现了汉代法制的动态演变特征。
  • 强调“活的经学”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作。通过梳理汉代各类“议”的名目及文书载体,本书展示了经典如何作为法律渊源介入决事过程。这种研究不仅复原了制度细节,更提供了理解中国早期文明中法律观念形成的新视角,即法律并非静止条文,而是基于共识的动态建构。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可本书在学术上的开创性与扎实功底,认为其成功地将“集议制”从老生常谈的话题中提炼出新意,解决了以往研究中忽视的制度枢纽问题。多位评论者指出,该书以经学入法学,融汇经、史、法、政治学,视角独特且论证有力,被视为该领域的出色博士论文。
  • 部分读者批评书中存在详略不当的问题,特别是前两章的制度史考察被认为过于繁琐、呆板,带有明显的师承痕迹(如龙大轩风格)。此外,个别案例归类(如袁盎建议杀晁错是否算集议)引发争议,显示作者在概念外延的界定上仍有可商榷之处,量化统计的效果也被指有限。
  • 尽管存在瑕疵,主流评价仍倾向于推荐此书,认为其结论章提供的证据支撑令人惊艳,尤其是汉以来所有引文的大列表极具参考价值。读者共识在于:这是一本“好看且有用”的专业书,虽门槛较高,但对于理解汉代“天理、国法、人情”交织的法律世界至关重要,值得反复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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