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教育管理新进展丛书：中国大陆教研员的制度演变与身份建构

我也比较认同英国同行向作者发出的提问：如果那么多事情都能做，教研员岂非“超人”？制度本身的模糊，使得教研员对自己的工作认知也非常模糊，上下矛盾处还是比较多的。

儘管作者表明要避開主觀假設而採用Archer的形態發生論，但是遺憾的是，結論部分的分析脫離了理論框架而進行了延伸，減損了結論的可靠性。Archer很迷人，Archer易走神。理論框架的論述詳盡，但更為遺憾的是骨肉分離、分析乏力，描述有餘，或許是吹毛求疵，在十多年前，做到如此，已算不易。如果要針對所指“結構”而提出批評與改進建議，Archer理論框架的使用其實可以更為深入，台灣學者對於Archer在教育領域的應用更為水乳交融，詳見姜添輝等人的研究。教研員這個角色難以避免行政化的干預與影響，它的承諾成分遠遠比不上作為教育質量保障系統中上傳下達的一環，能動性並非一個理論前提，而是一個匱乏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