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

张仲民, 章可 编

出版时间

2014-12-01

ISBN

9787309111446

评分

★★★★★
书籍介绍
前言 人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由于知识的存在,而得以超越单纯的感官体验。近代中国自“开眼看世界”后,西方新知大量涌入,深刻地改变了国人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对于当时习惯了传统“经、史、子、集”学问分类的中国读书人,面对按各门学科划分、蔚为体系的新知识,所要做的,绝不只是囫囵吞下、勉力消化,更需鼓起断臂切腕、从头来过的勇气。从本书的诸篇文章中,读者自可发现,这些新知识的出现,背后包含的是何等复杂而艰难的情势,而展现此中情势,正可谓是“知识生产”研究的初衷。 在此,有必要对本书所说的“知识生产”(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做些说明。“知识生产”不是近期流行的所谓“知识经济”“知识产业”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在社会科学层面上研究知识如何成为“生产力”。本书主要讨论的是,近代以来,诸种知识如何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步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著作、教科书、学刊、图册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我们希望回到更为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讨论“知识如何被生产的”。 “知识如何被生产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知识本身所内含的“真理性宣称”(truthclaim)的一种质疑和反思。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知识在社会传播的过程中,内含一种倾向,即自我宣称为“真理”,这使它以“真理”的面貌出现。而从历史学角度看,知识本身都是历史性的,其生成和传播,都须经历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基于各种“真理性宣称”,已被生产出来的知识不断地参与到新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从而形成一个知识体系。 “真理性宣称”当然是促成知识在社会中传播的关键因素,如果一种知识否定自身为“真”,则几无传播的可能与必要;同时,这种宣称也保证了在特定的论辩逻辑和社会环境下,某些知识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权威”,从而影响和掌控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然而,从另一面看,宣称为“真理”,可能会削弱对知识本身的反思。对大部分受众而言,知识本身的建构性和“暂时性”(temporality)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因此往往被忽视。当一个知识体系层累成型后,对其反思就变得愈发艰难。 此类情况在本书研究的重要对象——教科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由于教科书这种载体的特殊功能、编写方式和读者对象,知识在其中以一种更具“权威性”的面目出现。如果我们从“知识∕权力”关系的角度去看,那么教科书编写中的诸多方面,都在实践一种权力的运作——对读者施加知识的“规训”。这其中既有较为明显的部分,比如价值观念、道德评判、文化认同,也包括相对隐性的,诸如知识的分科划界、次第排序、叙述模式等。对于成长中的少年和青年读者而言,这种“规训”甚至可能成为伴随终生的精神留存。历史、地理、国文等教科书,往往能影响人一生看待世界的眼光,学人甚至到老时方能自觉于此,这在近代中国不乏其例。 以上所说还只是基于知识内在特点的分析。当知识获得载体,进入社会领域流通,它与“权力”的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密。中国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和技术革新,出版事业蓬勃兴盛。尽管书籍是学问津梁,但印书贩书却是一桩“生意”,古今中外皆然。不过,进入20世纪,这桩生意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情状之复杂,自不可与古时同日而语。各类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参与其间,官与民、精英与大众的角力不断。知识生产的社会面向,本身即构成一门独特的“文化政治学”。 所以,研究历史中的“知识生产”,正是希望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某些知识的“绳结”打开,爬梳知识制造、流动、重组的线索,以抽丝剥茧之手法,揭示知识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成为“权威”的全过程。当然,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境中,问题并不简单。大部分新知识的产生,不是来自传统知识的传承铺衍,而是或吸收西学或汲取“东学”的结果,其中经历了“西—中”或“西—东—中”的语境跨越。 由此我们想到,在观念和知识研究领域,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空间转向”(spatial turn)。这种“转向”起初由科学史家在科学知识生产的研究中提出,即在质疑知识本身天然内含“普世真理”的同时,更强调知识的“空间性”,或说“本土性生成”。像自然科学这般看似足够抽象和“普世”的知识,都不免被置于特殊空间内偶发性的天平上重新考量,其他知识自不待言。 知识史的“空间转向”,与传统意义上的“西学东渐”研究,当然有呼应之处,但前者更能为后者打开新的视野,它要求研究者不把西学简单地看成“已知数”,不从“已知”的全能视角出发,对西学引介加以好与坏、深与浅、全面与片面之类的评判,而需要以尽可能微观的方式聚焦,对传播的各个环节加以同等的考量。西学的传播和新知识的出现,并不只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纸面联系,而是知识在不同地域间“旅行”的结果。无论是知识本身,还是它的载体,都经历了生产、交易、消费的曲折过程;知识的运送者、贩卖者、消费者、附带品,都是这趟旅行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本书所收的论文,大部分曾在2013年7月6日至7日提交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学术工作坊。此次工作坊为高哲一(Robert Culp)先生在中心访学期间,与张仲民共同发起。工作坊最初希望集中讨论“教科书”这一特别的知识生产形式,但后来发现,如果将关注范围扩大到近代知识史的更多方面,则能相互参见,深化对相关主题的认知。故此,本书按文章论题,大致分为“教科书研究”和“新知识的生产”上下两部分。 现在看来,无论是工作坊期间热烈而富于启发性的讨论,还是结集过程中新作者的信任和加入,都体现出学者们对于“知识生产”这一课题的认同。这让我们感到,近代中国“知识生产”的研究,早已不再是那个紧闭双眼、蜷缩于学术子宫中的待产婴孩,而是在众人扶持之下茁壮成长的少年。尽管前路漫长,歧道丛生,但我们坚信,这项研究的不断深入,必能为将来重新清理19世纪以来的汉语学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本书前言由章可撰写,徐佳贵、金菊园两位帮助校订了全部文稿。在此我们谨向所有帮助工作坊举办和论文集出版的同仁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编者 2014年10月
AI导读
编辑书评
  • 本书是近代中国新文化史研究中一部具有方法论自觉的重要论文集。其真正价值不在于提供完整的近代史图景,而在于示范了如何通过“知识生产”这一透镜,将抽象的观念史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史实践。它有力地证明了教科书、词典等日常读物并非中立的信息容器,而是充满权力张力的政治场域。尽管作为论文集难免有良莠不齐之弊,但其前言的理论奠基作用及核心篇章的精细考证,足以使其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目。
  • 相较于同类著作,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真理性宣称”的持续追问,以及对中西互动中“翻译”与“挪用”过程的微观剖析。它没有停留在赞美西学东渐的进步叙事上,而是冷静揭示了新知识如何在旧有的文化结构中艰难嵌入并引发规训效应。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这是一本值得反复研读的工具书;但对于追求流畅阅读的爱好者,建议仅选取其中几篇经典论文进行精读,以免因体例松散而丧失耐心。总体而言,它在学术深度上远超一般通俗历史读物,是理解近代中国精神转型的一把关键钥匙。
核心看点
  • 本书核心在于重新定义“知识生产”,将其从经济学术语剥离,回归历史社会学语境。作者强调近代新知并非单纯的信息输入,而是在中西互动格局下,通过教科书、报刊等媒介被建构为具有“真理性宣称”的公共知识,这一过程深刻重塑了国人的时空认知与权力结构。
  • 聚焦于教科书作为知识规训载体的功能分析。书中多篇论文揭示,晚清至民国的地理、医学及语言教科书不仅是教学工具,更是士大夫阶层在“欲拒还迎”中重构世界图景的政治场域。通过对“环球一家”到“亚洲一体”等概念演变的爬梳,展现了知识如何隐秘地参与国家认同与社会秩序的构建。
  • 引入概念史与翻译研究视角,探讨西方新知(如启蒙运动、社会学)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挪用与变形。通过分析汉译日本英语词典、瑞安学堂改制等具体案例,揭示了传统经史子集分类体系在面对现代学科划分时的断裂与重组,以及这种重组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政治博弈与身份焦虑。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可本书的理论视野与选题策划,认为“知识生产”是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切入点。多数评论指出,该书成功地将近代中国的观念变迁置于具体的物质载体(如教科书、图册)中进行考察,避免了空泛的思想史论述,体现了新文化史的实证精神。
  • 关于文章质量的争议较为明显。共识在于前言和部分核心论文(如章可、潘光哲之作)写得精彩且深入,但整体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部分读者批评某些文章论证跳跃、概念阐释力不足(如对“文化企业家”概念的质疑),导致阅读体验不够连贯。
  • 读者高度评价本书对教科书研究的贡献,认为其切题且具开创性。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分析地理、医学等教科书的演变,本书揭示了士大夫阶层在面对西方冲击时复杂的心理结构与应对策略,为理解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后的深层文化震荡提供了独特视角。
全部深度解读 →主题书单高分榜最近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