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来进行文学史概念的引导，传递出文学史的信息；同时，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现，显示出特定时代多层面的精神现象。
本书贯穿了主编陈思和的几个颇具创见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观念：“多层面”、“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的理想主义”、“共名与无名”等，以此梳理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成分和发展流变。
本书以文学现象为依据，在介绍文学运动史料和文学史背景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作品分析方面，使学习者通过解读作品去实现对文学史中体现出的精神传统的理解。书中将当代文学史分为1949——1978、1978一1989、90年代以后三个阶段，对三个阶段的主导特征战争文化规范、和平建设时期新的文化规范以及“无名”时代的文化多元状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本书既是一部普及性的文学史教材，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探索性，适合大专院校学生和文学爱好者阅读，也适合文学研究者做参考。
陈思和，男，1954年1月生于上海，原籍广东番禹。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兼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工作。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著有专著《巴金论稿》（与李辉合著）、《巴金研究的回顾和瞻望》、《中国新文学整体观》、《20世纪中国文学论》（韩译本）；学术传记《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编年体文集《笔走龙蛇》、《马蹄声声碎》、《羊骚与猴骚》、《鸡鸣风雨》、《犬耕集》、《写在子夜》、《豕突集》、《牛后文录》；选集《陈思和自选集》、《还原民间》、《黑水斋漫笔》、《新文学传统与当代立场》；对话集《夏天的审美触角》、《理解九十年代》等。其中，《中国新文学整体观》1990年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优秀图书一等奖；《陈思和自选集》1998年获...
- 以具体作品解读引导文学史概念，打破一元化视角。
- 提出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等核心观念，重构历史。
- 分析战争文化规范到无名时代多元状态的精神流变。
- 大专院校中文系学生及文学专业初学者。
- 对当代文学感兴趣，希望深入文本分析的爱好者。
- 寻求正统文学史补充视角的研究者与教师。
- 本书主观色彩浓厚，非客观全史，需辩证阅读。
- 建议结合洪子诚版教材对照，以补全历史脉络。
- 重点理解民间立场与潜在写作等独特理论框架。
- 文本细读精彩，阅读体验优于枯燥的传统文学史。
- 观点极具个人特色，被赞为感性文学史或批评集。
- 概念界定有时模糊，适合作为补充材料而非唯一依据。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其三，由于战争是以辉煌胜利告结束的，战争帮助人们实现了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所以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创作基调被作为固定的审美模式，并以此形成了统一的审美风格特征。它表现为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将过程的意义溶解到最后的结果中去，整个体生命的价值溶解到集体的胜利中去。英雄人物不会轻易死去，更使是非死不可的时候，必须要用更大的胜利场面去冲淡它的悲剧气氛。英雄的死不能引起传统悲剧中的恐惧效果，而是以道德价值的认识来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其结果消解了战争文学的悲剧美学效果。因此，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不像西方战争小说那样重在通过战争表现对人类命运、对个体命运遭遇的观照，体现对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意义的思"
- "但作者并没有回避高加林选择的合理因素，高加林的悲剧同样给读者这样的启示：倘若古老而淳朴的乡村文化不能产生更高的物质和精神的要求，倘若刘巧珍诚挚又深沉的爱情始终不能满足高加林个人愿望中的合理部分，那么，传统生活哲学如何说服他、束缚他呢？ 这里，作者显然已经超越了早期“改革文学”中对人物及其处境作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方式，而是深入到社会变化所引起的道德和心理层面，以城乡交叉地带为了望社会人生的窗口，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切人社会，既敏锐地捕捉着嬗递着的时代脉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朴素深沉的美，又把对社会变迁的观察融入个人人生选择中的矛盾和思考当中，在把矛盾和困惑交给读者的同时，也把启示给予了读者。 路遥"
- "而在当时，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的拒斥，等等。这种种战争文化心理特征并没有在战后几十年中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 "也许并不存在着一个纯粹的“民间世界”，也没有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化形态，正如“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样，民间总是以低调的姿态接纳国家意志对它的统治、渗透和改造，同时它又总是从漫长岁月的劳动传统中继承并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难、追求自由自在的理想的文化品格，而且，民间也不是完美的概念，它是一个包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污秽、苦难、野蛮却又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生活空间，有关这个空间的文化形态，又总是能够比较本色地表达出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情绪世界。"
- "其次，战争形态使作家养成了“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因为战争往往使复杂的现象变得简单，整个世界被看作是一个黑白分明、正邪对立的两极分化体：活着或者死去；我军或者敌军；战斗或者投降；前进或者后退；胜利或者失败；立功或者受罚；烈士或者俘虏，等等，两者必须选一，不允许兼而得之。这种由战场上养成的思维习惯支配了文学创作，就产生了“二元对立”的艺术模式，具体表现在艺术创作里，就形成了两大语言系统：“我军”系统和“敌军”系统。“我军”系统是用一系列光明的词汇组成：英雄人物（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苦大仇深的农民），他们通常是出身贫苦，大公无私，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不会轻易死亡，没有性欲，"
- "“双百方针”的提出，体现了在人民共和国新体制下、在特殊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国家最高决策者对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一种新的尝试，它显然包含了倡导科技学术和文艺创作自由的努力，但它的表达方式却又是“含混的诗意化”的，它之所以不采取法律条文的形式来保证文艺和学术的自由，而要采用文学性的语汇来表达采用政治宣传的方式来展开，本身就包含了政策制定者的暖昧、犹疑心态。"
- "时代的抒情形成了可怕的惯性，个人仅仅成了这个抒情机器的零件与功能，不再能表达自己真正的所思所感，甚至以这种时代抒情来取消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掩盖、抹煞了“我为人民鼓与呼”的正义声音而企图制造出一派到处莺歌燕舞的盛世景象，是今天学习文学史者所要加以注意的。"
- "由于环境的恶劣，潜在写作只能以破碎的形态存在，但其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文革”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企图制造的大一统局面的失败。它的存在意义已经不仅仅限于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而在于不论是老作家，还是年轻一代新人，他们都在那个价值失落的疯狂年代，找到了现代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这就是相对于当下的所谓的红色主流文化'的个人化的边缘立场，这不仅使他们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和看待现实问题的角度与视点，而且也找回了作者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作家与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写作’的关键所在和真正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