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是一部让普通读者望而生畏、却让专业读者拍案叫绝的中古史著作。徐冲不满足于复述魏晋南北朝发生了什么，而是追问：那些被写进史书的文字，究竟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他像法医解剖尸体一样拆解文本——《献帝起居注》里藏着谁的立场，《续汉书·百官志》的正文与注文如何暗藏意识形态，连“五胡”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词，都被他证伪为“王朝的个数”而非“民族的个数”。读者最津津乐道的，正是这种“平地起波澜”的功力：寻常史料里读出权力、身份与时代焦虑。但也有人批评它考证与结论脱节、推理“有点勉强”。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知道“是什么”、而执意追问“为什么这样写”的人；若你只求速览历史脉络，它或许过于艰涩。
作者简介
徐冲，1980年生，山东东营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兴趣集中于历史书写、制度变革与石刻文化等主题。撰有专著《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主持学术集刊《中国中古史研究》、译丛《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聚焦魏晋精英历史书写实践
- 复原文本面貌与历史语境
- 揭示书写背后的时代之音
读者共识
- 目光严慎，考证精微
- 从熟稔史料中拆解新观念
- 部分推论略显勉强但具启发性
精彩摘录
- "不过荀彧或因建安末期与曹操的政治分歧而未得善终，自陈寿《三国志》以降便有荀彧“本志”在于匡佐汉室的评价。这种再评价本质上是西晋一统海内之后“贬魏尊晋”思潮涌动的结果，或许也有荀氏后人的助力。将荀彧硬嵌入“拥汉派”抑或“拥曹派”的二元对立进行理解，殊难合辙于汉魏之际的历史情势。史料记载荀彧数以刘邦事迹劝谕曹操，如“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显示其对于作为最终结果的“以魏代汉”并无异议，或者不如说是积极的促成者。二者的政治分歧实际在于应通过何种方式和进程“正当地”实现汉魏王权交替。"
- "“五胡”并不必然对应“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族别。以上假说中，只涉及了“胡”（狭义用法，泛指匈奴系人群）、鮮卑、氐、羌四个族别。但由此“四族”建立的王朝则是五个（南燕可视为后燕政权的延续）。如前文所论，建康精英使用的“五胡”称谓，往往与“僭袭”“次序”“递袭”“代起”等措辞连用，指称的是在华北依次而起的诸“胡人”王朝。可见“五胡”之“五”，对应的是王朝代数，而非族别之数。但五个“胡人”王朝背后对应的则是汉晋以降活跃于华北的四大非汉人群。金行失驭，神州陆沉，而后赵灭于前燕，前燕灭于前秦，前秦为慕容后燕与姚秦夹攻而亡，慕容后燕与姚秦最后为东晋刘裕所灭。“五胡次序”之说，意指永嘉以降的百年间“"
- "实际上冯良事迹与逢萌事迹最初虽然可能出之于郡国上计材料，却同被收入国史《东观汉记》；范丹早年事迹来自于家乡耆旧所言，但蔡邕将之写入碑铭，显然也受到了从县、郡、州到太尉各级官府长官及“诸儒”的一致认可。这显示地方士人对于县吏身份的拒绝，以及与之相反相成的对于儒生身份的追求，在东汉时期已经是一种受到精英阶层推崇和宣扬的意识形态。这是伴随着地方上儒学教育的普及与知识阶层的形成而出现的新历史现象。对于汉代传统的地方属吏而言，基本的素质要求是对文书的处理能力和对相关律令的熟悉与把握。在地方官僚系统中的升迁，也主要是从最底层的卑微小吏做起，以“积功劳”的方式步步进行的。但这样的仕进和生活方式，对于东汉时期"
- "需要指出的是，赵晔虽然被谢承作为孙吴精英的地方先驱而书写，但弥漫其间的是魏晋时期新意识形态的整体进展，并不仅限于江东一隅。或者反过来说，孙吴精英为其地方先驱所书写的历史形象，正是按照汉魏间登上历史舞台并把握政治主导权的士人精英的主流理念而量身定做的。在汉代尚显模糊的“士、吏之别”，魏晋时期以制度化的方式急速推进，表现在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选官论清浊等各个方面。政治上的建设进程显然也促进了士人精英对于新身份的自我认定。（P101）"
- "以上通过讨论范晔《后汉书》中冯良事迹的成立过程，呈现了中国古代史学作品中文本传承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以往诸如史实/叙述、作者/作品等视角中并不能得到完全把握。在此笔者尝试用因袭、歧变与反哺这一组关键词来进行概括。所谓“因袭”，是指文本在传承中大体保持原貌。在语境不发生大的改变的前提下，这种形式最为常见，甚至是古人的一种常识。以至于在作品中直接抄录袭用而不特意标明出处的情形所在多有。但这种因袭根据作者和作品的不同情形，往往伴随着“歧变”，即出现不见于前一文本的新细节。新细节可能是作者因特殊的关怀有意为之：但也有很多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如本文所述谢承《后汉书》书写赵晔事迹，基本沿袭了《东观汉记》的"
- "以上所论尹湾汉简的相关情形可以说明，在汉代的文书行政传统之下，各个官署之内本即存在着两类性质不同的档案材料，一类侧重于职官设置的叙述与统计，一类则侧重于记录具体个人的迁转经历。而由尹湾汉简中的行政文书与上计制度的密切关系可以推测，前述传世史料中所见两种不同性格的“官簿”，或即由文书行政传统下的这两大“文书群”脉络层累编织而成。与其将这些“官簿”视为某一特定史料，莫如理解为对一个性质多元的“文书群”的泛指更为合适。（P140） 《隋书经籍志》将“列众职之事，记在位之次”归纳为《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主要特征，与《汉书・叙传》的表述完全对应的。而且将这种撰述形式与经典古制联系在一起，应该也存在于《汉"
- "五、余论， 前文所论简单小结如下 1。见载于（晋书・坚载记和（十六国春秋前秦录》的“五胡次序”故事，出自刘宋治下人士车频、裴景仁所撰两部“前秦史”，时在元嘉末大明初，其内含的正统立场应在建康政权一方。这一材料不能用来说明“五胡”称谓早在383年淝水之战前后即已出现，亦不能据此认为“五胡”是十六国时期华北诸政权内部使用的自称。 2。“五胡”称谓出自晋宋之际的建康精英，带有一定的“预言”性质，暗示“五胡”气数将尽，新的王者即将崛起并重返华北。这称谓在义熙年间刘裕两度北伐成功后传播愈广，与当时建康精英恢复中原可期的乐观情绪互为表里。南朝后来也可以看到它的持 续运用。 3。建康精英使用的“五胡”称谓具"
- "看过以上简介之后，大概不会再有读者误会本书为一部“史学史”研究之作了。我关心的对象并非史学史视野中的“史家”与“史学”，而是历史上所有的行动者及其声音。以上所述魏晋精英于2世纪末至5世纪中叶这一“漫长的魏晋”时代所展开的多样化历史书写实践活动，涉及时代之史、制度之史和异族之史三个不同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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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懂自懂
冲击力不如前作
引人遐思的追问：所谓“漫长的魏晋”如何终结，什么又是南朝主体性？
献帝朝廷部分收获最大，感受最为强烈
想象力推理一流，不過有些推論有點勉強，除了作者指出的可能性，並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性，尤其是對於佚書來說。
《续汉书·百官志》三篇。作者的文本分析很精彩，但还想问一句，《百官志》的时间断限究竟在什么时候？
再读裴注，颇有不同之音～
其人不谈，唯言此书。以“献帝三书”、《续汉书·百官志》与《劝伐河北书》为研究对象，重在探析文本的制造、衍变与意图。就我个人而言，最喜欢冯良事迹和汉晋间的官制撰述这两篇，不将关注点拘泥于帝王传的书写，以小见大，颇具功力。所谓“历史书写”，或许正是强调这样一种视角的转变，一切史料都是史学、都是著述、都是文本，所以无所谓“正史”与“杂传”，而要直接面对“书写”本身，以求更深入理解材料，如此方能更好地研究历史。徐冲有非常好的问题意识，但中古的文本史料终究有限，故其论述多有勉为其难之感，非咎其人，唯憾而已。
初步的“史观陈寅老，史法援庵公”
八篇正文的价值似乎没有三篇附录高，徐老师的某种执念怕是比笔下的魏晋精英们要深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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