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最先被震住的往往不是它的结论，而是它处理史料的狠劲。作者把卫所兴衰、洪武党案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重新放回濠州红军、巢湖水军、渡江降将三大战团的派系脉络里，让“兵为将有”的私人隶属关系浮出水面——武将地位不由官职高低决定，而由其部属实力决定。这种从人事博弈切入制度的写法，让冷冰冰的机构沿革有了温度与算计。书里对“垛集是佥军还是应役”“舍余四种涵义”的考辨，足以治愈无数读《明实录》时被官职表述绕晕的读者。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卫所制如何如何”的常识、愿意跟着作者一步步拆解军户来源、兵权拉锯的人。当然，它不是一本可以躺着读的书，结论先行、细节致密，读它更像在上一堂史料辨析课。
作者简介
李新峰，1987—199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曾为哈佛燕京学社、历史语言研究所、浙江大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专修明史、历史地理，著有《纪事录笺证》，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聚焦1351至1449年明初军事制度演变
- 从机构、兵权、组织、身份四维度解析
- 揭示制度受制于建国历程中的特殊传统
读者共识
- 考据严谨，解决诸多历史疑点
- 史料辨析功力深厚，堪称经典
- 学术价值高，但可读性相对较弱
精彩摘录
- "从元末战乱爆发，到朱元璋称帝，只有短短的十六年。朱元璋所部红军，本属后起之辈，渡江之后即据有建康这个大都会，得到江北龙凤政权的遮护，在天完红军和张士诚势力之间抢得了人力物力丰盈的浙东，一举成为南方举足轻重的军阀。对陈友凉的战争，虽有兵临城下之窘、鄱阳湖血战之险，都获得全胜。对张士诚的战争，更是稳扎稳打，完整接收了全国人口经济重心的浙西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出身于淮西草莽的红军，纯以自身武力定生死，未曾遭遇严重挫折，未与其他割据势力或官僚士大夫阶层有过全方位的妥协、合作。朱元璋称帝之后，恰逢北方军阀混战，明军北伐中原，突袭大都，两败扩廓帖木儿，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实现了汉地的统一。这个速胜的过程，非同"
- "视野的狭隘、私欲的膨胀，严重限制了他设范立制的水准。废相，世袭，分封、法外用刑等，无一不给后世带来深重的灾难或无穷的烦恼。朱元章制定祖训、设置厉禁，希望后人遵循不移，本属一厢情愿。他去世后，建文皇帝在东南士人的支持下，无视“三年不改”之规，迅速展开了全方位的改制。诸多明显不合理的或洪武后期渐不合时势的规章，甚至包括机构设置，官员待遇等基础框架，都在革新之列。不难想象，假以时日，军事制度中承袭元朝和朱元璋出于己意而定的各项建构、理念，必逐渐湮没在托古改制的浪潮中。但是，靖难之役改变了这一本来“正常”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历史上，地方藩王叛乱夺取大一统王朝帝位，明初的靖难是绝无仅有的一例。战争初起，"
- "俞本称“内八卫”为“随驾壮士”，“外八卫”为“各处听调”，似亲疏有别。但是，俞本没有提到《明太祖实录》所列十七卫的最后一个“羽林”，而是在内、外八卫后载： 又设金吾左、右、中、前、后五卫，羽林左、右、前、后四卫，虎贲左、右、中、前、后五卫，府军左、右、中、前、后五卫，留守卫，骁骑〔卫)。专掌军马，以待亲征。"
- "兵将之间、上下级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使得诸将并非机械地依靠官职层层统属，而是各自统领规模不一的固定部属，甚至正是部属的实力决定着武将的地位。这使得红军内部持续存在着派系分野。乙未年（1355）前，濠州红军明显分为郭子兴和朱元璋两大势力。渡江后直到壬寅年（1362）邵荣被杀，濠州红军内部仍然两分，此外又有巢湖水军、渡江后降军等系。甲辰年（1364）创设卫所后，从理论上讲，无论将领还是某部军众，皆可按级别灵活调动、组合，兵为将有的格局开始被严密的制度体系削弱。但实际上，诸高级将领与原辖卫所之间，仍有密切关系，如傅友德本任雄武卫指挥使，后升参政，在洪武元年（1368）的北伐战争中，“领雄武、凤翔、豹"
- "(一)明初诸侯的派系分野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底，明朝封六公，二十八侯、二伯，朱元璋发表讲话： 汝等其听朕命！朕今日定封行赏，非出已私，皆仿古先帝王之典，筹之二年，以征讨未暇，故至今日…天下既定，是用报以爵赏，其新附将帅之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赏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 六公按地位高低，依次为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伯为刘基、汪广洋两位文臣。公、伯数量较少，不足以言派系。二十八侯依次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
- "范忠义指出，明代兵部作作石傅铭出制度叹力。心的确，明代中后期，兵部尚书一职权责基重，“有若大位达简有若武官勋禄品命，有若图志、值戊烽喉臨有不统”心但明代前部尽管已是统榄车务的政令机构，职权尚未涵盖花位”等领域兵部尚书，待郎的地位与权力，是作为我务大臣议政，施政时体现出来的，而这种现象，直到正统十四年（149）土木之变后，于谦以兵部尚书身份主特大局，才得以实现。在明代前期的“武装力量领导体制”中，兵部主要承担日常管理面非军事指挥之责，不存在一个相当于宋元枢密院的执掌兵权的机构。《明史·职官志》认为，兵部“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用语比较谨慎。李治安等指出，与元代中书省相比，明朝兵部的权"
- "（四）总督与巡抚欢中后期，中灭大臣的外差，主要有总督和巡扰两类，消代更以督赛 所德方天员。在明代中后期的记载中，巡抚是对绝大多数中尖大臣外差的循麻。其具体职责称号，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巡抚某地，一为参衡或提督或赞或赞理某军务。后世论巡抚的起源，或关注巡抚这个名称或实际差使之悦，或关注参赞军务等之始，而追溯到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等各时期，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按照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的观念，巡抚是“督抚”中的一类，即在外综理民政、兼理军务的大员，这种差造类型，是否在明代前期已经出现呢？ 巡抚之名，在洪武时期即略有所见，只是巡行安抚各地之意，并非指某种箭确的职任。宜德时期，中央，地方文臣越"
- "可见凉州蒙古部众仅被安排在畿辅之内的定州，远离北京城。这些部属中的高官贵族，或因进爵加官而调居他地，如吴克忠长期留在京师。但吴管者参加历次北征，仁宗即位后封伯，仍留居定州。后来儿子袭封，趁入京机会提出申请，才得进京居住，但过了不到半年就被派回定州居住，管领部属。③ 把都帖木儿即吴允诚投降，是永乐初期的重大事件，因为其部属规模十分可观。后来，其子吴克忠是明朝蒙古勋贵中的代表人物，在土木之战中力战阵亡。袭封广义伯吴琮在扑灭曹石之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成为宁夏总兵官。这支蒙古降军，多次被调发参加亲征，应该是随驾三千骑兵中“鞑靼马队”的主要来源，但他们平时并不在京居住。 《明宣宗实录》载，洪熙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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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书生论兵，姑妄听之。非要把明初高层分为濠州红军、巢湖水军和渡江后降将三大派系（第102页），后面又分成濠州从军、江北归附和江北后归附（第110页）。只是为了论证濠州从军集团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并不存在吴晗所说的淮西集团。洪武末年的高层勋贵已全部是濠州从军者。但第110页又说，洪武二十三年的大屠杀杀掉了22家，其中11家是濠州从军者。濠州从军者都死得够惨的了，还能在洪武末年成为高层勋贵唯一的核心？有何意义哉？从雄才英主蜕变成昏暴之君，不是只凭制度、派系和有限史料的书生所能臆测的。
从煌煌五十多万字的《纪事录笺证》到承接超越顾诚、郭红卫所研究体系的《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再到处处可见辨析考证功夫的此书，李新峰一直执着于一个问题——一个凭藉武力自称高度合法性的强大国家，如何以无比暴虐方式践踏改造社会与个人的方方面面，其制度体系又如何生发于“近现代”传统。有人说他别有所指，是与不是其实都不重要。他在后记中申述告别二十四年的研究领域转向其他自验所学之深浅，其胆识气魄或许根植于军事制度史的熔铸。
第二章很有用啊，通过考证被明太祖清洗的功臣身份，证明明太祖其实是带有目的对某些派系集团进行清洗，以保证最早从龙的“濠洲集团”的核心优势地位，而李新峰评价明初写的一段话:“一个纯粹以武力建立的、自称具备高度合法性的强大国家,以无比暴虐的方式,践踏、改造了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建国七八十年之后,它赖以为继的制度体系,仍深深植根于“近现代”的不合理传统。”这段话也可以指代天朝啊。
不太明白为什么都是清一色的五星好评，实际上该书从框架到结构都没有太多新意。本书每一个章节所涉及的问题，几乎都有人已经做过。本书同此前的研究相比，似乎并没有太多创见，基本还是集中于制度层面的梳理。其中书中关于军户的讨论，在宋怡明、于志嘉等人的衬托下，更是显得非常过时落伍，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很难给这本书太高的评价
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但第二章和第四章经过了大幅改写，新写的结语发挥“元明连续性多于断裂性”观点，全书有考证亦有理论，非常精彩。
明前期的史料，对于直接在事实、条文基础上进行总结思考而言，条件相当不理想。几乎在每个具体问题上，都需要做出艰苦的考订。
从明开国时期到土木之变军事机构和卫所的设置，进而设计派系的兴衰过程，文武权力的交替，军备和兵源的来源。结语汇总暗指明对后世的影响波及几百年。
翻阅麓川之役相关部分
很精彩呀，尤其是第二章的人事勾勒和第三章的名目考证，多发前人之未发。但也有可商榷处，如论证胡惟庸案是濠州从军者为主导的勋贵集团对新进官员的胜利，却并未说明新进官员何以占据中书省、御史台与大都督府的所有最高职位。本书关于日台的研究的熟悉程度也稍显逊色，如关于明前期的边镇政策，当参考松本隆晴的相关研究。
对明前期的人物、事件、制度了解太少，加上此书以史料考辨为主，读的囫囵吞枣，之前应该先看一下《朱元璋传》之类的著作补充基本知识。作者提出一个极富启发性的思路：军事制度除了本身的运作机制，还深受内在传统和外部背景的影响。另外，能够在混乱的明前期军制中分别抓住机构设置、兵权分配、行伍组织、身份管理四个层次，并分别追溯各自的“传统”，足见功力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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