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

[美]罗威廉(William T.Rowe)

出版时间

2016-09-01

ISBN

9787300232638

评分

★★★★★
书籍介绍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对中国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研究,再现了汉口这座典型的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史;同时作者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作者两部研究中国城市汉口的著作,是海内外史学界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可说是不朽的作品。

罗威廉(William T. Rowe),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城市社会史、经济史。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彻底驳斥了韦伯关于中国缺乏成熟城市共同体的论断,通过详实史料证明汉口存在高度自治的商人组织与城市认同。作者揭示汉口并非被动接受西方冲击,其商业网络、金融体系及社会组织均源于本土自发演进,外部势力仅介入而非主导其发展,纠正了传统史学对中国城市社会性质的误解。
  • 深入剖析汉口作为内陆商业枢纽的独特性,详细记录盐、茶等大宗商品的贸易结构、信贷金融运作及行会组织演变。书中展示了商人在官府高压下如何通过行会实现自我管理、维护行业利益,并探讨了国家权力与商业资本之间复杂的博弈、妥协与共生关系,呈现了传统社会内部的复杂活力。
  • 从社会结构视角揭示移民城市的社会整合机制,分析地缘、业缘组织如何逐步转化为城市公共秩序的基础。作者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后,政府因财政依赖而放松控制,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自由化与市民社会萌芽,这种本土生成的现代化路径与沿海通商口岸有本质区别,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适合谁读
  • 适合对中国近代史、城市史及社会史有深入研究需求的学者与研究生。本书是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提供了严谨的史料分析与理论反思,有助于读者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真实面貌,纠正“中国停滞论”等错误认知,适合需要扎实历史文献支撑的学术研究者阅读。
  • 适合对武汉城市历史、商业文化及社会变迁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书中生动再现了19世纪汉口作为“东方芝加哥”的繁华景象,包括贸易网络、金融活动及市民生活,帮助读者理解武汉作为内陆商业中心的独特历史地位,以及这种历史积淀对当代城市性格与社会治理的深远影响。
  • 适合关注社会治理、行会组织及非正式制度运作的读者。书中关于行会如何协调商业纠纷、维护市场秩序、对抗官府压榨及西方资本入侵的案例,为理解传统社会自我组织能力提供了宝贵视角,对研究当代社会组织、商业伦理及政府与市场关系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读前提醒
  • 本书学术性极强,涉及大量清代档案、海关报告及私人日记等原始史料,阅读门槛较高。建议读者先了解19世纪中国历史背景及韦伯相关理论,以便理解作者的论证逻辑。切勿将其视为通俗历史读物,而应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进行精读,重点关注其史料运用与论证过程。
  • 书中对盐、茶贸易及金融运作的细节描述极为繁琐枯燥,普通读者易产生阅读疲劳。建议跳过过于技术性的贸易数据与账目分析,重点阅读关于行会功能、社会冲突、政府与商人关系及城市认同形成的章节,以把握全书核心观点,避免陷入细节泥潭而忽略宏观历史脉络。
  • 需警惕书中部分结论的争议性,如关于“城市自治”的过度推演。读者应结合其他史料批判性思考,注意区分作者的理想化建构与历史事实。同时,书中对西方影响的否定立场需辩证看待,建议对照阅读其他关于晚清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形成全面、客观的历史认知,避免陷入单一视角的偏颇。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可本书在史料挖掘与论证严密性上的卓越成就,认为其彻底颠覆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城市发展的错误认知。尽管部分读者指出其理论推演存在过度美化商人自治的倾向,但多数评论仍高度评价其作为海外中国研究典范的地位,认为其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动力与复杂性的关键视角,是不可多得的学术佳作。
  • 读者惊叹于19世纪汉口惊人的商业繁荣与社会活力,对书中描述的贸易网络、金融创新及市民生活感到震撼。许多武汉本地读者表示,本书揭示了城市深层的历史基因,解释了武汉人敢闯敢拼、重商主义的文化根源。尽管阅读过程艰难,但读者认为其带来的历史认知提升远超预期,强烈推荐给希望深入理解中国本土社会发展逻辑的人群。
  • 读者指出本书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性,即跳出“冲击-反应”模式,从内部视角审视中国社会变迁。虽然部分读者批评其行文晦涩、结构松散,但均承认其在学术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共识认为,本书不仅是一部城市史,更是一部关于中国社会自我组织能力、非正式制度运作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反思,对当代社会治理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但是,考虑到地区间的贸易日渐增长,至少从明万历朝开始彩国政府开始充许少数寓居商人在其寓居地建立“附籍”或“商籍”,从而使他们的家人有资格参加特殊的“附籍应试”,获取最低级别的绅士功名(生员)。①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清代是否继续执行这一措施:不管怎样,这一有限的配额并不能满足那些数量日益增多的、远离家乡从事地区间贸易的、雄心勃勃的商人们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徽州、扬州人才众多的地区,入试和中举的名额却非常有限;为了应对此种状况,他们就必须在家乡以外的地区参加考试。这意味着在别的地方,一般是在商人经商的县,建立户籍。何炳棣发现,在1827年《徽州府志》“选举”一栏中,以外地籍考取进士的本地子弟总共有3"
  • "我们看到,头季茶的价格下降的如此急剧,以至于二季茶的影响只能是一种很次要的因素。 江汉关监督为华中茶叶丧失英国市场提供了另一个更加似是而非的理由:是由于中国茶叶品质的下降。海关虽然将造成茶叶品质下降的部分原因归咎于商人对质量的检查日渐松弛,但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生产体制。中国茶叶是由贫穷的小农户生产的,而不像印度那样是由资本主义大农场生产的。因此,中国茶农就无力给土地提供肥料,土地在年复一年的连续使用之后就会渐趋耗竭。另外,他也不可能定期地更换种茶的土地,而这是保证茶叶质量水平的必不可少的步骤。这些问题又与劳动力不足而带来的损害交织在一起。在最好的情况下,茶叶必须在刚长出来时就立即采摘。而中国茶"
  • "三、商业税收的其他渠道 除了征收商品运输税和批发交易税之外,湖北省和地方政府还通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手段从汉口商业中榨取财政收入。在19世纪,这些手段越来越被纳入正常的税收系统之中。他们包括:(1)铸造货币;(2)国家直接所有的商业企业;(3)国有资金投资于私人企业;(4)商人的捐献:(5)商业借款等五个主要方面。 1.铸造货币。1744年,湖北巡抚晏斯盛创办了一家本地冶炼与铸币厂,在18、19世纪,湖北省政府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收益。当初,晏斯盛利用的是非常高品质的铜:由于银价上涨,“商铜”大量地不断酒进汉口市场,而本地大商人又急于尽快将其资产兑荧成银两,于是官府就低价购进这些商铜,把它改铸成与本地"
  • "正如森田明所指出的样,那些年中一直在整治汉水水利,给当地农业收成带来了不影响,但同时却给货物进出汉口带来了便利;湖北省的官员完全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但一直坚持这一整治工程。湖北省省员们支持商业的姿态后来一直扩展到外贸领域。"
  • "5.其他称谓。在汉口的地缘组织和贸易组织,还有一些常常是名不副实的官方称谓。其中有徽州和宁波、绍兴的行会使用的“书院”。徽州同乡会的正式名称是“紫阳书院”,使用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朱熹在苏州附近建立的一个书院。也许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做出的一种回应,后来宁波同乡会采用了“(王)阳明书院”的名字。事实上这两个机构都办有学校,但是“书院”并不是特指这些学校,而是指同乡会所有的团体机构,学校在其总体结构中只占一小部分。另外一些行会则采用意义各不相同的各种寺庙(寺、庙、庵)作为自己的名称,而这些行会的主要活动当然是商业的,而不是宗教的。"
  • "许多联结这些商品集散链的节点都是在重要的商业城市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的大部分已实现了高度的资本化。相反,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以代理业务为基础的本地小本商人”,就像英国领事麦华陀(Medhurst)1867年所描述的那样。②几乎所有值得注意的中国和日本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论著都指斥这一体制的“封建性”,认为它只能是建立在大小商人之间的金钱契约基础之上的。③在最近修订的一篇文章中,罗曼·迈尔斯(Roman Myers,汉名“马若孟”)明确指出:这种体制使人们对中华帝国晚期的商品化水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刺激较少积蓄的那部分人在从事生产活动的同时,又可以从事承包或转包活动”④。这两种观点是合理的"
  • "令人失望的部分原因可以在江汉汇合处的地形中去寻找。湖广总督官文在奏报他第一次乘外国轮船巡视汉口时,曾祖丧地道。天然的地理结构使湖北省成为若名的“泽国”。江、汉确是湖北繁庶之源,然每年夏秋之际,江汉暴涨,无以控驭;而冬春二季,水枯河淤,大船行驶困难。①实际上,没有海轮可以在低水的冬季各月里到达汉口,这对于汉口作为与海外直接贸易的终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而且,尽管五千吨级的海轮一般可从海上直接驶进汉口,但这个城市的天然港口的条件较差,不能适应这种轮船。汉口港很小,水也较浅,也没有保护设施,再加上官文所描述的频繁而凶猛的洪水泛滥——每年夏天,洪水都会以每小时5海里的速度持续不断地冲刷着码头②。这"
  • "英国的贸易报告及其他同时代的史料也同样表明,西方只是“介入”了现存的贸易活动。西方商人要求开放汉口,部分目的是为了得到购买茶叶及其他中国土特产的机会,但更重要的却是为了更进一步打进“中国市场”,以倾销其工业品。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愿望实现了,外国进口货物有相当一部分被长江中游地区的消费者买去了。但是,西方商人想在长江各港口自己销售他们的商品的希望却基本上落了空。早在1867年,英国领事就报道说:“一些为了在这个城市建立分支机构而花费了巨资的老式英国公司”发现,一些小本经营的本地代理商从他们手里抢走了很多进口商品的生意,而那些小代理商实际上没有什么日常费用。心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抱怨声持续不断。"
作者简介
罗威廉(William T. Rowe),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城市社会史、经济史。
目录
绪论:欧洲与中国历史上的城市
第一部分商业中心
第1章19世纪的汉口
一、武汉三镇
二、市容印象

显示全部
用户评论
暑假项目。
本书跳出了“冲击-反应”模式,以汉口为个案,从商业变化、个人身份的变化、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社会组织变化四个方面出发,重新审视了19世纪的中国社会。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所导致的人口减少与商业断裂为汉口的商业秩序创造了重新洗牌的机会。一方面由于对商业收入的依赖日益增加,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市场的控制,并愿意采取理性措施支持贸易。于是在胡林翼等官员的推动下,控制权开始转交给经纪人与行会,汉口经济中诸多领域不断走向“私域化”。另一方面传统秩序的瓦解为其他各地人群进入汉口创造了条件,他们逐渐摆脱了狭隘的乡土观念形成了作为汉口居民的地方认同感。而行会结构及其活动领域的扩展则标志着地方权力的“私域化”,汉口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行会为中心的、实质层面上的市政管理机构,从而反驳了韦伯传统中国不存在城市自治的观点
两本都读过。唉,导师逼着读的。读的很仔细。现在忘的差不多了。有一个观点很吸引我:买办不是沟通外国人和华人的桥梁,他们恰恰是阻碍。因为外国人只需要跟买办沟通就好了,不需要跟华人说话,这样,买办反而成为一堵墙了。
罗威廉在书里重点讨论了几种不同类型的行会,他展示了商业自治组织在近代武汉的表现形态及其功能。在盛清之后的中国,至少在部分地区,自治性的经济组织对城市形态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很详细的史实资料,竟然来自外国人,收到的二手书还是笔记满满的,读起来颇有特色
回应韦伯对中国城市的判断,论述城市自治的出现,行业社团的兼并与规范合作。资料的确细致,细致到可以用一座城市回应很多大问题,与施坚雅市场理论对话并举出汉口作为反例。1860年代汉口的大量外国人进入以及汉口道台的设立让它像是一个上海可同期比较的对象。市场与贸易有很多可以和《自贡商人》对看的地方。扣一星因为盐业和茶业抱有太大期待,但是写得太狭窄,视野有点局限了。后面的行会会馆不错,汉口与山陕的交易路线,徽州盐商老财怎么改汉口户籍送子弟考科举,盐业不行就投资房地产,宁波商会取名阳明书院。
作者质疑韦伯关于城市特征的论断,主张从中国历史本身寻找中国城市的生长机制,聚焦于汉口,则强调其所处的经济地理格局,尤其是长江经济带,从区域互动视角描绘汉口在全国范围内既是经济孤岛更是经济飞地的独特面貌。虽然研究的时间段包括了开埠后,但作者更为注重内生性,开埠并未使汉口贸易发生实质性转型。在商业叙事方面,详述了汉口所呈现的盐、茶贸易体系和金融信贷机构制度,对相关行会组织的运作情况及其对地方社会、地方权力的建构进行历史社会学分析。《中层理论》对此书有评述,认为罗氏论证了汉口存在西方城市具有的“现代性”因素,这在质疑韦伯的同时也陷入了他的逻辑圈套中。
当家乡地方史来看的。尤其是一边读一边在手机地图上查多少当时的地名留到了现在,真有种原来自己以前屁事不懂的感觉。汉口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现代中国内地长江中游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既营造了独立于官府的城市自治,又没有那么浓的买办味道。这种城市自治不一定对国家机器采取对抗的姿态,有时候甚至合作可以亲密无间,但重要的是发展出独立的平行结构,若是倾覆之时可以迅速提供一种替代秩序,这就是辛亥年间独一无二的时机。不过在更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外比不过工业化的英印,内比不过东南沿海,后来也只能慢慢转型为国家统制叻。
原来汉口以前这么厉害!(作为武汉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虽然对于汉口来说我也是个外地臭要饭的)罗威廉用很细腻的笔法勾勒了明末与清代的汉口商业运作,认为清代汉口已经具备了部分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理性”因素,甚至已经具备了某些商业资本主义的特征。不过作者确实也没有充分证明汉口的某些先进性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有,其实感觉这个也好解决,比如说与对岸的汉阳、武昌对比研究一下就能说明部分问题。
在围绕汉口的案例研究方面,本书主要对话彭雨新的成果;在核心观点方面,本书主要对话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缺乏理性化的城市自治的观点。罗威廉反对以粗略的冲击——反应模式分析中国,更强调中国内生因素的持续活力与影响,发现19世纪的汉口呈现出官方依赖商业获取财政收入并减轻控制力度的趋势、行会中乡土观念与乡土联系明显弱化的趋势、商人城市意识兴起与阶级差别出现推动商人集体自治增加的趋势,这些趋势共同证明,汉口在非西方因素的自我发展中,形成了前工业化社会的资产阶级,其势力逐渐由经济领域扩散到政治领域,加速了清政权的崩溃。总体来看,罗威廉并未质疑韦伯在西方经验下判定理想类型的标准,其贡献在于为读者描绘了汉口以行会为中心的复杂面相,揭示了基层社会以利益为核心的能动力量,但其对国家力量影响的阐释与评估则相对偏颇。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