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是一本把西汉经学当作一套“思维方式”来重新梳理的著作。作者不满足于逐派考证，而是追问：齐学、鲁学、后氏礼学、古文经学究竟因何分野？“六艺”为何会被“五经”取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背后，制度沿秦、政策从齐，这一区分如何改写我们对西汉政治的理解？书中对《春秋繁露》的可靠性、公羊与穀梁的分歧、五经博士的设立等经典难题提出新证新见，读来颇开眼界。它也有鲜明时代印记：借系统论解读董仲舒、以今古文经学格局反推文化继承，论证偶有推理过快、循环之处，脚注稀疏、不作学术史回顾，因而见仁见智。适合想为纠缠多年的经学理出一条清晰脉络、又能辨析其论证得失的读者。
作者简介
王葆玹，1946年生于北京，1981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等职，并曾任教于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研究范围包括经学、早期道家学说及魏晋玄学。著有《正始玄学》《玄学通论》《今古文经学新论》《王弼评传》《古今兼综──两汉经学》《老庄学新探》等书。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系统梳理西汉经学的源流、流派及演变，深入考辨齐学与鲁学的思想差异及传承谱系，揭示古文经学兴起的历史背景。作者运用考据与现代哲学方法，对经书系统、著述形式及思想内涵进行严谨分析，重构西汉学术史框架，为理解中国传统学术根基提供重要视角。
- 书中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真相进行重新解读，指出汉代制度实为承袭秦制而非齐制，并详细考证博士制度从百家到十四博士的演变过程。作者澄清了关于汉武帝时期学术政策的误解，强调西汉经学发展中的政治制约与学术自主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 作者对《春秋》公羊学与穀梁学的纷争、礼学与国家宗教的并行演进等议题提出新见，辨析谶纬与方术的区别。书中探讨了经学思维方式的整体性与直觉特征，并批判性反思了将古代经学比附现代民主或进步主义价值观的做法，坚持历史主义的学术立场。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是西汉经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搭建了经学源流研究的框架，对经学流派、分期及思想演变有独到见解，具有启山林之功。尽管存在论证不足、过度解读及意识形态偏见等问题，但其清晰的脉络梳理与大胆判分仍具极高参考价值，值得反复研读与批判性吸收。
- 多数读者指出本书存在严重缺陷，如缺乏学术史回顾、未引用关键前人研究、部分考证穿凿附会、逻辑推理跳跃等。作者对现代价值观的比附及自由主义倾向受到批评，认为其偏离了历史客观性。读者建议将此书视为一家之言，需与钱穆、蒙文通等学者著作对照阅读，以获取更全面的历史真相。
- 部分读者认为本书虽非完美，但在经学通论、流派辨析及重大命题解构上仍有精彩之处，文笔流畅且气势恢宏。对于初学者而言，其清晰的叙述有助于建立经学基本认知，但进阶研究者需警惕其错误结论。总体而言，本书在经学史领域具有经典地位，但需辩证看待其学术价值与局限性。
精彩摘录
- "目次 再版說明 序一 序二 引论 壹·經學模式與中國文化繼承中的選择问题"
- "貳·從西漢經學的分期到中國文化史的分期問題 叁 诗、书之依附三經以及經學流派問題 第一章經書糸統与經學著述形式 壹·引言 貳·六藝五經及其與孔子的關係 參·一以六為度一和以五為度一的經書系統 肆·傳、說、記和章句的著述形式 伍·從思維方式的角度看西漢經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第二章西漢經學流派——齊學、鲁学、后氏禮學和古文經學 壹·引言 貳·甄别齊学与魯學的理由 參·鲁學的經典和以荀子為關鍵人物的魯學傳承譜系 肆·馬王堆帛書易傳與魯學的關係"
- "宋明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已变得如此遥远，以致它与更为遥远的西汉文化的时间差距显得无足轻重，它们蒙受选择、吸收的几率，应当比现实中的情况更接近一些。“内圣强而外王弱”的不足，也许正可以由注重吸收西汉文化而得到弥补。"
- "连《庄子·天下》篇也将“素王”与“玄圣”对举。"
- "由此而论，在西汉政治历史的研究当中，处于关键位置的问题应当是承袭秦制抑或沿袭齐制的选择问题。假如我们着眼于曹参由齐相升为汉相的经历，注重于齐地儒者及黄老学者对西汉朝廷的影响，而做出西汉制度模仿齐制的判断，那肯定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史》《汉》所记载的汉初制度的确是沿袭秦代，其中的大部分制度又一直延续到汉武帝以后。假如我们尊重《史》《汉》的记载，将汉朝看成是与暴秦完全一样的朝代，也会失之于片面，因为西汉朝廷下面士农工商的境遇的确有很大的改善，当时各阶层的人们回忆起秦代的经历犹如噩梦一般。那么，正确的理解应当是对制度与政策做出严格的区分，西汉政治制度是模仿秦制，西汉朝廷的政策却又是遵循齐学，明白了这"
-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有“改制度，易服色”的创举，宣告“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见《汉书·武帝纪》），意谓秦为水德，土能克水，因而汉朝要改从土德。水德数六，土德数五。在《武帝纪》“数用五”句下，颜注引张晏说：“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陈直《汉书新证》根据汉印，对张晏说加以证实，并且指出汉武帝之后“太守以下郡都尉亦用五字章”。印章在太初以后尚一律改为五字，何况其他！在太初以前，汉武帝设置了五经博士，号称“五经”固然与缺少乐书的情况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事件正处于“数用五”的酝酿期。"
- "笔者在这里使用“经学思维方式”一词，缺乏心理学上的依据，可能会引起争议。其实，人们所谓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指时间过程中的思维程序，例如西方人签署地址一般是依次写出宅名、街名、市名、国名，中国人则依次写出国名、市名、区名、街名和门牌号码。人们根据这两种次序的差别，会说西方人的思路是由部分到整体，是逻辑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路是由整体到部分，由于需要直接产生关于整体的认识，可说是整体思维方式和直觉思维方式。这种直觉体悟往往借助于意象来进行，又可说是意象思维方式。从这种思路的比较上，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人的另种思维程序，即不论思考何种问题，都要先想到经书怎么说，接着想到传、记怎么说，最后才考虑自己"
- "说起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便涉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影响很大，后来的中国学者遂纷纷用“体”“用”的概念来说明中西文化的主从关系。例如对于坚持国粹而敌视西方文化的意见，有人概括为“中体中用型”；早年的胡适以及陈独秀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将这种主张概括为“西体西用型”；一九八七年，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提出“西体中用”的名目，独具特色而引起学界的波澜；一九八九年，傅伟勋先生又提出“中西互为体用论”，旨在推动民主，提倡“多元开放”（见《哲学与文化》月刊，第十二卷第十期）。最近，台湾大学林义正教授又在“传统中国文化与未来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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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对西汉经学的划分写的极好。作为一个经学史的书可以了。但是我记得作为一个经学内容研究的书可能有些方面还不够。
好啊，再版功德无量，回头写个书评（拖三个月再说）
胆大心细。西汉内部的经学思想转变，至今无人出其右。
莫名其妙
以前讀的台版，引進有功。對“夏四月”的解釋雖未必能成立，但很有意味，從實證角度研究祭祀的學者不知看到了會作何感想呢？不搞遇事不決河間獻王很好。不過看現在出書的架勢，感覺很快就要遇事不決王莽改制了。
第一，我们不可能脱离传统，而只能生活在传统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理解和解释传统文化的问题。大陆学者所常说的“批判继承”以及台港新儒家所说的“创新”，都可以用“解释”的概念来涵盖。第二，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解释，应当是先把旧的文化结构加以分解，进行选择并添加新的要素，然后重新进行组合。这种组合可以称其为“重构”和“重建”，也可说是某种创新。
P173：现存史料找不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记载（王氏家族在其中作用失载）→班彪父子造成
一家之言，牛啊。
间有新义，且非无可再斟酌之处，亦偶有武断之说。
没有直接证据 但怀疑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应该从这本书里得到不少启发
这学期选修了经学概论所以找来读，说实话很多内容不是很懂，经学流派与分期两部分算是收获最多的
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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