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基，也是传统学术的筋骨和底色。西汉是经学的肇始时期，西汉经学对于后代学术思想有着重要影响。本书即为研究西汉经学的学术专著。作者王葆玹先生兼用考据与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方法，探讨西汉经学的来源、流派、著述形式、分期、思想及衰变过程，就西汉礼学、春秋学和易学的一些疑难问题作了考辨和分析，提出了大量新的见解。由秦、汉的社会变革、学术政策，乃至西汉后期的宗教改革，都说明经学在当时的地位与内涵。氏著对经学的文献，各派的概念、思想，以及彼此间的争论，都有新证及新见，是一部难得、严谨的学术著作。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系统梳理西汉经学的源流、流派及演变，深入考辨齐学与鲁学的思想差异及传承谱系，揭示古文经学兴起的历史背景。作者运用考据与现代哲学方法，对经书系统、著述形式及思想内涵进行严谨分析，重构西汉学术史框架，为理解中国传统学术根基提供重要视角。
- 书中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真相进行重新解读，指出汉代制度实为承袭秦制而非齐制，并详细考证博士制度从百家到十四博士的演变过程。作者澄清了关于汉武帝时期学术政策的误解，强调西汉经学发展中的政治制约与学术自主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 作者对《春秋》公羊学与穀梁学的纷争、礼学与国家宗教的并行演进等议题提出新见，辨析谶纬与方术的区别。书中探讨了经学思维方式的整体性与直觉特征，并批判性反思了将古代经学比附现代民主或进步主义价值观的做法，坚持历史主义的学术立场。
适合谁读
- 适合对中国传统学术史、经学发展脉络及秦汉思想史有深入研究需求的学者与研究生。本书内容专业且具争议性，适合希望突破传统经学史叙事框架，了解西汉经学流派分化、古文经学兴起及官方意识形态构建过程的进阶读者。
- 适合对中西文化比较、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及哲学思维方式感兴趣的读者。书中关于经学思维方式、文化继承选择及中西体用关系的讨论，虽具时代局限性，但仍为反思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关系提供了独特的历史参照与批判性素材。
- 适合希望厘清经学基本概念、纠正流行历史误区的文史爱好者。尽管本书学术门槛较高，但其对‘六艺五经’、‘独尊儒术’等常识性问题的考辨具有纠偏价值，适合具备一定古文基础、追求严谨历史认知、不满足于通俗历史叙事的读者阅读。
读前提醒
- 本书成书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带有鲜明的时代问题意识与意识形态色彩，部分观点如比附现代价值、过度推断等已受学界批评。阅读时需保持批判性思维，注意辨析作者论证中的逻辑漏洞，不可将其结论视为定论，应结合蒙文通、钱穆等前辈研究对照阅读。
- 书中涉及大量经学流派、文献真伪及历史人物考证，专业性强且部分论证存在循环论证或穿凿之嫌。建议读者先建立基本的经学史框架，熟悉相关背景知识，否则易陷入细节迷宫。对于作者关于齐学鲁学划分、古文经学起源等争议性观点，需警惕其缺乏学术史梳理的缺陷。
- 本书部分章节存在重复，且作者未充分交代学术前史，引用规范亦有待商榷。读者在阅读时应重点关注其提供的史料线索与问题意识，而非全盘接受其结论。同时，需注意书中繁简转换可能产生的错误，以及作者对某些历史事件的主观臆断，避免被误导。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是西汉经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搭建了经学源流研究的框架，对经学流派、分期及思想演变有独到见解，具有启山林之功。尽管存在论证不足、过度解读及意识形态偏见等问题，但其清晰的脉络梳理与大胆判分仍具极高参考价值，值得反复研读与批判性吸收。
- 多数读者指出本书存在严重缺陷，如缺乏学术史回顾、未引用关键前人研究、部分考证穿凿附会、逻辑推理跳跃等。作者对现代价值观的比附及自由主义倾向受到批评，认为其偏离了历史客观性。读者建议将此书视为一家之言，需与钱穆、蒙文通等学者著作对照阅读，以获取更全面的历史真相。
- 部分读者认为本书虽非完美，但在经学通论、流派辨析及重大命题解构上仍有精彩之处，文笔流畅且气势恢宏。对于初学者而言，其清晰的叙述有助于建立经学基本认知，但进阶研究者需警惕其错误结论。总体而言，本书在经学史领域具有经典地位，但需辩证看待其学术价值与局限性。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目次 再版說明 序一 序二 引论 壹·經學模式與中國文化繼承中的選择问题"
- "貳·從西漢經學的分期到中國文化史的分期問題 叁 诗、书之依附三經以及經學流派問題 第一章經書糸統与經學著述形式 壹·引言 貳·六藝五經及其與孔子的關係 參·一以六為度一和以五為度一的經書系統 肆·傳、說、記和章句的著述形式 伍·從思維方式的角度看西漢經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第二章西漢經學流派——齊學、鲁学、后氏禮學和古文經學 壹·引言 貳·甄别齊学与魯學的理由 參·鲁學的經典和以荀子為關鍵人物的魯學傳承譜系 肆·馬王堆帛書易傳與魯學的關係"
- "宋明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已变得如此遥远，以致它与更为遥远的西汉文化的时间差距显得无足轻重，它们蒙受选择、吸收的几率，应当比现实中的情况更接近一些。“内圣强而外王弱”的不足，也许正可以由注重吸收西汉文化而得到弥补。"
- "连《庄子·天下》篇也将“素王”与“玄圣”对举。"
- "由此而论，在西汉政治历史的研究当中，处于关键位置的问题应当是承袭秦制抑或沿袭齐制的选择问题。假如我们着眼于曹参由齐相升为汉相的经历，注重于齐地儒者及黄老学者对西汉朝廷的影响，而做出西汉制度模仿齐制的判断，那肯定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史》《汉》所记载的汉初制度的确是沿袭秦代，其中的大部分制度又一直延续到汉武帝以后。假如我们尊重《史》《汉》的记载，将汉朝看成是与暴秦完全一样的朝代，也会失之于片面，因为西汉朝廷下面士农工商的境遇的确有很大的改善，当时各阶层的人们回忆起秦代的经历犹如噩梦一般。那么，正确的理解应当是对制度与政策做出严格的区分，西汉政治制度是模仿秦制，西汉朝廷的政策却又是遵循齐学，明白了这"
-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有“改制度，易服色”的创举，宣告“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见《汉书·武帝纪》），意谓秦为水德，土能克水，因而汉朝要改从土德。水德数六，土德数五。在《武帝纪》“数用五”句下，颜注引张晏说：“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陈直《汉书新证》根据汉印，对张晏说加以证实，并且指出汉武帝之后“太守以下郡都尉亦用五字章”。印章在太初以后尚一律改为五字，何况其他！在太初以前，汉武帝设置了五经博士，号称“五经”固然与缺少乐书的情况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事件正处于“数用五”的酝酿期。"
- "笔者在这里使用“经学思维方式”一词，缺乏心理学上的依据，可能会引起争议。其实，人们所谓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指时间过程中的思维程序，例如西方人签署地址一般是依次写出宅名、街名、市名、国名，中国人则依次写出国名、市名、区名、街名和门牌号码。人们根据这两种次序的差别，会说西方人的思路是由部分到整体，是逻辑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路是由整体到部分，由于需要直接产生关于整体的认识，可说是整体思维方式和直觉思维方式。这种直觉体悟往往借助于意象来进行，又可说是意象思维方式。从这种思路的比较上，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人的另种思维程序，即不论思考何种问题，都要先想到经书怎么说，接着想到传、记怎么说，最后才考虑自己"
- "说起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便涉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影响很大，后来的中国学者遂纷纷用“体”“用”的概念来说明中西文化的主从关系。例如对于坚持国粹而敌视西方文化的意见，有人概括为“中体中用型”；早年的胡适以及陈独秀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将这种主张概括为“西体西用型”；一九八七年，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提出“西体中用”的名目，独具特色而引起学界的波澜；一九八九年，傅伟勋先生又提出“中西互为体用论”，旨在推动民主，提倡“多元开放”（见《哲学与文化》月刊，第十二卷第十期）。最近，台湾大学林义正教授又在“传统中国文化与未来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新说，"
作者简介
王葆玹，1946年生于北京，1981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等职，并曾任教于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研究范围包括经学、早期道家学说及魏晋玄学。著有《正始玄学》《玄学通论》《今古文经学新论》《王弼评传》《古今兼综──两汉经学》《老庄学新探》等书。
目录
用户评论
对西汉经学的划分写的极好。作为一个经学史的书可以了。但是我记得作为一个经学内容研究的书可能有些方面还不够。
好啊，再版功德无量，回头写个书评（拖三个月再说）
胆大心细。西汉内部的经学思想转变，至今无人出其右。
莫名其妙
以前讀的台版，引進有功。對“夏四月”的解釋雖未必能成立，但很有意味，從實證角度研究祭祀的學者不知看到了會作何感想呢？不搞遇事不決河間獻王很好。不過看現在出書的架勢，感覺很快就要遇事不決王莽改制了。
第一，我们不可能脱离传统，而只能生活在传统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理解和解释传统文化的问题。大陆学者所常说的“批判继承”以及台港新儒家所说的“创新”，都可以用“解释”的概念来涵盖。第二，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解释，应当是先把旧的文化结构加以分解，进行选择并添加新的要素，然后重新进行组合。这种组合可以称其为“重构”和“重建”，也可说是某种创新。
P173：现存史料找不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记载（王氏家族在其中作用失载）→班彪父子造成
一家之言，牛啊。
间有新义，且非无可再斟酌之处，亦偶有武断之说。
没有直接证据 但怀疑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应该从这本书里得到不少启发
这学期选修了经学概论所以找来读，说实话很多内容不是很懂，经学流派与分期两部分算是收获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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