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会馆”“公所”这类兴盛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各大城镇的工商业团体与欧洲历史上的Gild（行会），二者之间到底有哪些异同之处？
这些新兴工商业团体起源于何时？又以何种形式出现？
其组织发展过程如何？其中又有哪些权力运作？
本书选取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六十八个 “公所”“会馆”为研究对象
追溯其发展历程和内部权力运作
将这些工商团体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表达出来
力求还原传统社会结构里各类工商团体更全面且更细密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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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十八世纪以后，大批工商业团体在苏州以及其他大城镇里出现，这些工商团体的称谓不像以前那般统一，例如“会馆”“公所”“公堂”“公局”等。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些工商业团体，然而相对于十八世纪以前的种种传统工商业团体，“会馆”“公所”这些工商团体却又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质，所以也不再是那么传统，毋宁说是一种新兴工商业团体。
作者之所以选择苏州城的工商团体为讨论对象，一是苏州是明清时代人文和经济先进的长江下游地区的主要城市之一，苏州的工商团体代表著明清时代同类团体最先进的型态。二是苏州地区保留有相当丰富的工商业碑刻资料，可供研究者參考与取撷。清代的苏州有广狭二义，广义指苏州府九县，狭义指同属吴、长洲、元和三县的苏州城，本书以狭义的苏州城为研究地区。
本书通过研究苏州新兴工商团体的历史现象、组织发展和权力运作，将传统工商团体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表达出來，还原了一个更全面且更细密的面貌。唯有认识传统社会结构里各类工商团体的详实面貌和作用后，才能对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市场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出更可信的判断；也可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里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复杂竞合关系，得到更深入的认识。
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1996-2018年曾任职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2002-2003年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经济法制与物质文化史，并受到制度经济史与经济人类学影响，希望能藉由探究明清市场演化与商业法律等课题，更细致地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变迁及其在全球史的意义。已出版《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当经济遇上法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两书，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 本书基于苏州六十八个公所、会馆的碑刻资料，深入剖析十八、十九世纪新兴工商团体的组织发展与权力运作。作者严格区分传统行会与新兴团体的本质差异，指出这些团体并非欧洲中世纪行会的翻版，而是具有自发性、常设性与合法性的新型社会组织，展现了传统社会结构向近代转型的复杂面貌。
- 作者有力驳斥了‘工商团体阻碍中国经济成长’的刻板印象。研究表明，样本中半数以上的权力运作与限制自由竞争无关，而是涉及集体诉讼、抑制收徒规模、提供一致价格等自保排外手段。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应从工商团体以外的因素分析，而非简单归咎于这些组织，这一观点具有极高的学术纠偏价值。
- 书中详细揭示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竞合关系。新兴工商团体通过立案获取官府保护，利用集体行动对抗非法业者或进行集体谈判，反映了明清时期商人阶层如何利用制度空间维护自身利益。这种对权力运作机制的微观考察，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逻辑提供了全新视角，打破了以往笼统的负面评价。
- 适合明清经济史、社会史及法律史领域的专业研究者与高校师生。本书作为高水平学术专著，提供了详实的碑刻史料分析与严谨的理论框架，对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明清商业制度演变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是相关领域必读的经典文献。
- 适合对历史研究方法感兴趣的读者。作者如何从模糊的历史文献中挖掘出清晰的组织特征，如何批判性地使用西方理论（如韦伯理念型）并指出其在中国语境下的不适用性，展示了极高的史料处理能力和学术规范。读者可从中学习如何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进行客观、深入的历史分析。
- 适合关注中国近代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读者。本书澄清了关于行会、公所等组织性质的长期误解，指出其并非阻碍现代化的封建残余，而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读者可通过本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真正原因，摆脱简单化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获得更客观的历史认知。
- 本书为学术专著，理论深度高，史料引用密集，阅读门槛较高。建议读者具备基本的明清史背景知识，不要试图快速浏览，而应逐章精读。特别是关于权力运作分类的章节，需仔细理解作者对四种权力运作类型的界定，避免将现代‘垄断’概念简单套用于历史现象，以免产生误读。
- 阅读时需特别注意作者对‘会馆’‘公所’等术语的严格定义。书中明确指出这些新兴团体与传统‘行’的本质区别，即其成员身份从同乡性向同业性转变，且具备合法性和组织稳定性。切勿将书中讨论的对象与宋代或更早的传统行会混为一谈，否则将无法理解作者的核心论点，甚至得出相反的错误结论。
- 本书基于碑刻资料，部分段落涉及大量具体案例和法规条文，可能显得枯燥。建议读者关注作者对案例背后的逻辑分析，而非纠结于具体人名地名。同时，可结合书中参考文献，了解作者使用的理论资源，如制度主义经济学等，以便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分析框架，提升阅读体验。
- 读者普遍惊叹于本书作为硕士论文的高超水准，认为其史料运用扎实、论证严密，远超大陆许多博士论文。作者对碑刻资料的深度解析和对西方理论批判性使用的态度，被广泛赞誉。尽管出版年代较早，但其学术价值至今未被超越，被视为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基石之作，具有极高的引用价值和参考意义。
- 读者高度认同作者对‘工商团体阻碍经济成长’观点的批判。多数评论指出，过去学界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错误地将中国工商团体视为阻碍因素。本书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这些团体并未妨碍自由竞争，反而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作用。这一观点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学术偏见，为重新评估中国传统经济活力提供了重要依据。
- 读者认为本书在揭示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书中关于工商团体如何通过合法手段获取保护、如何与官府互动的分析，展示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读者指出，这种微观视角的研究有助于打破‘专制压迫’的简单叙事，理解传统社会内部自我调节与创新的机制，对反思中国近代落后原因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在与营业活动直接相关的权力运作里，以本书研究的68个样本团体而言，至少有一半左右属于第二或第三类型的权力运作，根本与“限制自由竞争”的权力运作扯不上关系"
- "阻碍中国经济成长的原因，恐怕要从工商团体以外的阻碍因素去分析，其说服力才比较大。老是停留在中古末期欧洲基尔特团体妨碍自由竞争以致影响经济成长的粗浅印象，学术研究如何能进一步发展？"
- "所謂的「工商業團體」，是指一種以工商業者爲成員而形成的團體組織。大致說來，「組織」具有下列三個共同特徵：第一，它有一定的目標與功能；第二，它有一套穩定的結構作業程序；第三，它是一個有旣定範圍的活動實體。出現在中國歷史文獻上的工商團體，無論在形式與本質上有哪些各自不同的特徵，但就上逃「組織」的三個共同特徵而言，則都可算是一種由工商業者所組成的團體組織。 由於歷史文獻的缺乏，在中國歷史上，有關工商團體組織的面貌，一直呈現出模糊不清的影像。大槪自隋唐以後，文獻上有關工商業團體活動的記載才比較多些；此時，它們多是以某某「行」或是某某「社」的名稱出現。自十六世紀以後，它們的名稱開始增多：或稱「幫」、或稱"
- "（一） 明清的蘇州是個繁華的大城市。據乾隆年間（1736—1795年）一位當地居民的描述：「以吾蘇而論，洋貨、皮貨、綢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園、遊船、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消夏閒記摘鈔》卷上〈蘇俗奢靡〉條），可見十八世紀蘇州的繁華。然而，其實明清之前的蘇州城，自「宋元以來，號稱繁盛」（《洪武蘇州府志》卷8〈官宇〉），北宋人朱長文卽已稱其：「原田腴沃，常獲豐穰，……可謂天下之樂土也」（《吳郡圖經續記》〈風俗〉）。不過，宋代蘇州的「天下之樂土」，以及明清蘇州的「（天下之）福地」（《消夏閒記摘钞》卷上〈明末殺運循環〉條），兩者所以繁華的經濟基礎，卻有很大的不同。宋代蘇州地區的"
- "十六世紀以後，蘇州城這些衆多的外來工商業者，共同組織了一種新式工商團體，他們首先是借用了「會館」這個名詞來稱呼自己的團體組織。十七世紀之後，不但外來的工商業者組織了團體，連本地土著的工商業者也有了新的團體組織。這時候，除了「會館」以外，「公所」這個名詞也常被用以稱呼這種新的團體組織。由十六世紀開始，各行業紛紛合組了自己的新式工商團體，此下歷經發展與演變，而「會館」與「公所」便一直成爲他它們最常使用的名稱。 關於明清蘇州城工商業的種類，洪煥椿曾依據碑刻史料做過一些整理，得到有二十九種主要的手工業行業以及四十四種商業行業，兹列舉如下： （1）手工業行業：絲機業、刺繡業、染布業、踹布業、絲緙業、金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