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美国历史学会女性史琼·凯利（Joan Kelly）纪念奖
开创了关于女性与自然、科学和知识的历史研究范式
安·希黛儿以其作品的经典性影响了大批相关领域的学者
◎从古罗马司花女神到欧洲女性植物学家
18、19世纪的启蒙运动为女性打开了植物学大门
却又用“女性”标签压制她们在科学领域的更多探索
女性为植物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莫大贡献
但在男性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专家文化下
她们却难以独立署名
【内容简介】
《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是书写1760—1860年英国博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女性的经典著作，出版后影响了大批相关领域的学者。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和详实的史料聚焦了博物学史、科学史上重要却被忽略的边缘人群，再现了女性植物学家在性别意识形态严重束缚个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兼顾学术理想并平衡家庭生活。本书的引进出版，对中国读者认识植物学文化以及女性植物学家的生活与学术深有裨益。
【专家推荐】
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探讨了植物学为何在林奈时代的英国被推崇为适合女性的科学，成为女性重要的文雅活动。希黛儿也剖析了19世纪科学职业化和专家文化影响下女性植物学实践遭受排斥的过程。本书为我们理解植物学、理解女性打开了新的视野，提醒我们唯有了解女性的植物学实践，才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当时的植物学文化。
——伯纳德·莱特曼 加拿大约克大学科学史教授、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
希黛儿用翔实的证据展示了女性为植物学、博物学文化贡献良多，让人们重新正视人类与植物交互的多样性，也启发我们拨乱反正，反思科学世界图景，以实际行动丰富我们的生活世界。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倡导者
作者简介：[加]安·希黛儿，加拿大约克大学荣休教授，曾在约克大学阿特金森（Atkinson）学院执教多年，为该学院女性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她致力于女性与性别史研究，关注女性与自然、科学和知识的关系。本书是其代表性著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影响了相关领域的诸多学者。希黛儿也因 为本书获得了1996年美国历史学会女性史琼·凯利（Joan Kelly）纪念奖。
译者简介：姜虹，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科研兴趣为博物学史、性别与科学研究、科学编史学等，译有《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2020）。
- 揭示18-19世纪英国女性植物学家被边缘化的历史真相
- 剖析植物学如何从女性休闲活动转变为男性专属科学
- 展现女性在性别束缚下兼顾学术理想与家庭生活的努力
- 对科学史、女性主义及性别研究感兴趣的读者
- 喜爱博物学、植物文化及自然历史的爱好者
- 关注历史中女性贡献与社会地位变迁的研究者
- 本书史料详实但结构松散，建议耐心梳理人物脉络
- 注意理解林奈分类法背后的性别意识形态隐喻
- 可结合书中提到的具体女性作家作品进行延伸阅读
- 文笔细腻史料丰富，但部分读者认为思辨深度稍欠
- 成功还原了被遮蔽的女性植物学家群体及其贡献
- 深刻揭示了科学职业化过程中对女性的排斥机制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她写道，在她们年幼的时候，老师将天真和无知混为一谈，让她们远离书本，因为书本上的内容“要么令人反感，要么会激发女孩们喋喋不休地刨根问底，在老师们看来满足女孩子的这种好奇心有害无益。”待她们长大一点，年轻女士们在面对科学术语和拉丁语的时候又畏首畏尾，她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们“担心自己被冠上学究的可怕名号”。肯特希望通过写作将植物学推荐为一项文化活动，建议女孩和妇女学习，但她自身的植物学写作却很可能受到了 20 年代性别观念的束缚。 在直系家属和社会圈子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肯特很可能因为担心被贴上“学究”的标签而不敢多言。一些男性浪漫主义作家特别反感文学女性，或者说反感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女性"
- "萨拉·韦林（Sarah Waring）的林奈传记作为一种文化叙事，认可了年轻女性的科学参与，同其他以亲切文体写的普及读物一样，赞扬了女性在植物学、家庭以及与家庭相关事务上的技能。书中男孩的姐姐住在家里，热爱植物学，“孜孜不倦的父母，尤其是和蔼可亲、充满智慧的母亲，努力培养她的心智，让她对自然之美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她虽然非常精通植物学，但在她所处的生活环境中，她的知识受到了性别标准的影响。在植物学领域里，女性在家里指导男孩学习基础知识，然后会将他交给男性导师们，让他学成后走向公共领域并担负起成年人的指责。这样的故事体现了男性典型的成长轨迹，成年意味着离开家和姐姐，这就是性别差异和分化的成长模式"
- "在一项维多利亚文学作品的社会学研究中，盖伊·图奇曼（Gaye Tuchman）的研究结果显示了女性小说家在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圈子里是如何被“挤掉”的——小说的地位提升，小说家也成为了一种白领职业。植物学的职业化与专业的男植物学家地位的提升相辅相成。 在 19 世纪 30 — 60 年代，植物学越来越被塑造成男性的科学，“植物学家”的标准形象也被设定为男性。植物学的话语体系贬低了亲切的写作方式，转向不掺杂个人情感的标准化写法，这种标准的科学教材绝非中立的文本，同样充满性别化的色彩。曾经，女性在这个领域多少还享有一些权威，而今越来越没有话语权了。（228）"
- "从 1760 到 1830 年，性别化的植物学文化为女性打开了植物学的大门，但在之后，同样的性别化观念却阻碍了她们参与植物学文化，女性先被推进了植物学大门，然后又被驱赶出去。（232）"
- "对于那个时代书写植物学的女性来说，有多种原因使她们用“内敛的风格”掩饰其“精巧的推理能力”。在法国大革命后的 90 年代，女性和女作家们的社会文化圈子被缩小，女作家不宜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正如玛丽·普维（Mary Poovey）在研究中指出，关于得体的悖论在与玛丽亚·杰克逊同时代的女作家中日益显著，“得体的淑女”和女子本性的观念让女作家们在自我表达时显示出迂回、调和以及自我隐藏等特点。（165）"
- "在启蒙运动前的很长时间里，女性作为传统医疗者需要了解植物知识。农民和贵族女性中都有“药婆”，会将植物知识应用到本草医药、助产术和食疗烹饪中。她们从经验中获取关于植物的知识和技能，并靠口口相传而代代传承下来，是典型的以女性为中心的科学。（052） ……但到了 18 世纪 40 年代，这样的医药实践很快被取代，女性的“草药”知识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尽管一些地区的底层妇女在社区采集草药，然后拿到伦敦市场上去卖，比如说卖给科芬园（Covent Garden）的药店，但很多越来越贵族化的中产阶级女性把传统本草医药实践抛之脑后，更多去依赖男医生，而不是有传统医疗技能的女性。……18 世纪中叶男性化的“"
- "对于那个时代书写植物学的女性来说，有多种原因使她们用“内敛的风格”掩饰其“精巧的推理能力”。在法国大革命后的90年代，女性和女作家们的社会文化圈子被缩小，女作家不宜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正如玛丽·普维在研究中指出，关于得体的悖论与在玛丽亚·杰克逊同时代的女作家们中日益显著，“得体的淑女”和女子本性的观念让女作家们在自我表达时显示出迂回、调和以及自我隐藏等特点。"
- "林奈关于植物繁殖中的性功能假说反映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因为他以雄蕊（男性器官）为标准划分等级更高的“纲”，而次一级的“目”的划分则是基于雌蕊（女性器官），而且将植物繁殖过程中的男性器官当成主动一方，女性器官当成被动接受的一方。我们至少可以说，林奈将那个时期的性和性别意识形态自然化，与他的植物分类观念整合起来，重现了当时盛行的观念。换句话说，林奈分类学既反映了他自己的观念，也反映了18世纪早中期欧洲的社会关系。林奈植物学也可以解读为性差异的一种建构方式，因为植物性系统在发布时，性差异恰是医药和其他自然知识领域里的热议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