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引争议之处，恰是它的读法：张旭东几乎从不“好好”读文本，而是以理论为大锤，将鲁迅、周作人、《骆驼祥子》《繁花》逐一“爆破”“异化”。有人叹为观止，有人咬住后槽牙骂它“不说人话”“理论先行、随意堆砌”。这种张力正是全书的价值所在——它不满足于复述作家作品，而逼问：文学批评究竟该做什么？读者会发现，作者真正关心的不是某一部小说讲了什么，而是文学形式如何成为时代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寓言载体：上海话在《繁花》里为何只是“象征性在场”，《阿Q正传》如何标示中国现代主义的起源。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读故事”、而想看清文学与权力之间隐秘勾连的读者；也适合对“批评能否给文学更新定义”这一难题较真的人。
作者简介
张旭东，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东亚研究系教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曾兼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访问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人文讲席教授（访问）、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中文著作包括《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的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启蒙时代》《纽约书简》等。译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启迪》。编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传统与形式创意》。
精彩摘录
- "《繁花》里面基本、最重要的语码差异和语码冲突自然是普通话和上海方言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但细读作品马上会发现，上海方言并不是《繁花》文学语言的决定性构成因素，倒不如说，沪方言在小说里的功能始终只是暗示性的、挑逗性的、象征性的，严格讲上海话的使用被作者精心设计、限制为一种语码转换的提示，而非真正原封不动地、大段地出现在对白中。所以我们看到叙事里不时出现“某某某用北方话说”“梅瑞忽然用北方话说”这样的句子。这时读者意识到，原来这些人物“平时”或此前说的是上海话。这当然是普通话和上海话之间语码交叠和语码共享的一种方式。引申一步也可以说，有时候上海话说什么、怎么讲，反倒只能用普通话才能说清楚；反之亦然。叙"
- "表面上看，这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割裂和对立，但深究下去则可以看到，伦理世界及其内涵的价值体系本身缺乏强有力的形式化制度化转换、话语表述和意义阐释，造成了文化领域的政治强度匮乏和政治领域的文化强度匮乏，以至于在缺乏共同的伦理基础和价值基的情况下，“文化”和“政治”彼此失去相互的依托和滋养不但相互排斥，而且意欲以自身逻辑和形而上化、普遍化倾向取代对方，在政治范畴提出文化解决，在文化范畴提出政治解决，最终造成手段与目的错位和混淆。"
目录
序：文学认识 “统一场”理论及其实践刍议
第一辑 语言与价值：反思文学革命
启蒙主义“伦理自觉”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
——反思 《新青年》早期论述中的文化与国家概念
“五四”新文化的深层结构性转换：再论白话革命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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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读起来太痛苦了，到处是这样的表达：「但却割裂了文学和有关文学的认识的本质上的内在的总体性」。这是长达6行的一句话的收尾。
方法论非常统一:寓言走出形式风格。本雅明与文学史意识结合的很好。周氏兄弟的杂文/散文，从阿Q到祥子，文体-角色都是时代寓言，都是普遍意义的现代主义。文化激进地想要代替主权国家的职能，只能导致自身议题的激进化。文学要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扩大了「民族国家寓言」的涵盖能力。但突然来了个利维坦做前提，读的我措手不及。现代性，就要现代主权国家为前提。这个有点太宏大了。莫非今天没有祥子了？
瑕瑜均大至一读难忘，瑕不掩瑜。某友亦曾将李欧梵与张比对，私以为李之面宽，张之志晦，难免被讥为“不说人话”，恐因密度大故。首篇将五四一代引入更阔视域；《Q》一则以结构/符号/叙事分析&局部文本细绎，灵光不绝；周作人对传统再诠释中蕴含颠覆&新建的理论野心（某种程度暗合张自身写作即标题明志：批判指向&文学史新义）私见中所谓瑕者，无非兴来高蹈笔再触实时已有偏离（如未尽洽的黑格尔霍布斯等，对政治学的理解是诗性的、太诗性的），此其一；其二是适用性（如《祥》篇中稍过火的对符码/指称的偏重，放《繁花》中便无不相宜。化与不化的问题，溺于理论把玩难自知时呈现在行文中就有梗阻）其三是对现代和当代性关系的表述。太外扩的当代性疑似颇有伽氏风格的概念内爆了，溢没了边界。理解过度阐释有时仅为战术，因此总体堪当称赏
分析锐利，动机可疑，把一切交给总体性或利维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部分内容稍嫌晦涩一些，但确实是主流文学史编写之外很好的补充视角。
补标。解读阿Q那一篇相当精彩。
“30+10”的方式绘制改革开放史，指出在第四个十年里（2012至今），“对中国主权形态、社会制度以及政治文化正当性的辩护将逐步让位于对人类发展的积极实验和正面价值论述”
现代主义批评。可爱而可信的，论鲁迅杂文、《骆驼祥子》、《启蒙时代》……可爱而不可信的，周作人小品文的激进性、“妖精现实主义”……
阿Q部分记了一张纸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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