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

这本书的价值，不在梭罗那篇被反复引用的《论公民不服从》，而在何怀宏以两章首尾串起的一条思想史脉络：苏格拉底选择服从恶法，梭罗基于良知拒绝服从，甘地与马丁·路德·金把非暴力铸成斗争策略，阿伦特与罗尔斯则把它钉进当代正义论的框架。读者记住它，往往是因为它把“公民不服从”从一句口号还原成一种有前提的政治实践——它只在法律至上、自由平等被普遍承认的立宪民主社会里才“合理有效”，在分裂的、由集团利益驱动的社会里，不服从可能只招致更残酷的压制。正因如此，它更像一份冷静的诊断书而非激昂的抗议手册：它提醒读者，在讨论“该不该不服从”之前，先看清自己所处的社会是否具备让不服从奏效的条件。适合那些不愿停留在口号、想理清这条传统内部张力的读者。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这本书从有此意图到出版，历时将近两年，可谓百般雕琢，惟恐其不能成为美器。作为编辑，当然有许多感慨待发，于此方寸地只谈几句并不算多余的话。 “公民不服从”是一个纯粹的西方概念，是西方式民主政治中极为特殊的理论与实践行为，本书将其作为西方政治学中一个学理性因素加以引入，目的是让国内学者了解西方政治学此一必要侧面，相信这一点读者自会辨明。 本书在选辑译稿过程中，不同篇目约请了分别的译者和作者，而各篇目的内容间有相互引录的现象，所以在整部书中，出现了同一段原文不同译法的情况，为了文意上的连贯性，也为了珍视译者各自独特的行文风格，书中留存了此类差别而未加丝毫凿作，对于此不算规范的做法，请读者谅解。 最后，要感谢本书的编者何怀宏先生，他于病中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