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于此。
AI导读
核心看点
- 突破观念史局限，重构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
- 揭示理学家“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关系。
- 还原朱熹在权力世界中的真实处境与历史意义。
适合谁读
- 对宋史、思想史及政治文化互动感兴趣的读者。
- 希望深入理解朱熹及其时代背景的学术爱好者。
- 具备一定历史基础，能接受厚重考据的读者。
读前提醒
- 全书篇幅巨大，建议耐心阅读，避免中途放弃。
- 绪论部分理论性强，需静心梳理核心概念。
- 勿以现代视角苛评古人，应持“理解之同情”。
读者共识
- 史料考证精密，旁征博引，展现一流史家功力。
- 论证虽显繁复，但逻辑严密，具有极高学术价值。
- 将理学置于历史语境，生动展现其道德力量。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整体而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宋代士的功能已发挥到最大的限度。陈寅恪曾说：“六朝及天水（按：即赵宋）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论再生缘》，收入《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72）以六朝与宋代并论是很有根据的，因为六朝是所谓“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时代。所不同者，六朝士的政治地位建立在门第的社会基础之上，而士在宋代则是“四民之首”，他们的主要凭借是科举制度，已具有公平竞争的性质。"
- "神宗与王安石是在变法的共同理想上结合在一起的。但理想一落到权力的世界，很快便会发生种种难以预测的变化。唯一可以断定的是权利的比重必将压倒理想。"
- "佛教的入世转向早始于中唐新禅宗的兴起。（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页15-26）到了北宋，佛教的入世更深了，高僧大德关怀时事往往不在士大夫之下。又由于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与社会上的地位上升，影响特大，释氏之徒为了弘扬佛法必须借重他们的鼓吹之力。因此僧徒与在位士大夫之间的交游密切，也成为宋代政治文化中一个最突出的现象……他们一方面广读儒家经典并阐明其意涵与价值，另一方面更公开承认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责任，而佛教的社会存在也必须依靠儒家在治平事业上的成就。这可以说是北宋佛教的儒学化，与僧徒的士大夫化互为表里。"
- "尽人皆知，理想化的古史已为现代考古学与史学所彻底摧破，上古“道统”无论作为信仰或预设显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能暂时将现代历史意识搁置起来，不犯时间错置的谬误，则这一信仰或预设在19世纪末叶以前的有效性毕竟是无法否认的。由于每一时代的思想都必然始于某些基本信仰或预设，我们最后要追问的是宋代理学家为什么要相信或预设上古曾出现过“道统”？至于此说今天在史学上已不能成立反而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
- "用现代观点说，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迟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的肩上。"
- "哲学史家关于“道体”的现代诠释虽然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理解，但就宋代儒学的全体而言，至少已经历了两度抽离的过程：首先是将道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其次再将“道体”从道学中抽离出来。"
- "凭着许衡继承了朱熹的道学这一事实，杨维桢便可以将元朝“正统”的开始向后推延了了四十五年，她所加给“道统”的政治分量之重，真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
- "《中庸序》和《答陈同甫》的共同基调是用“道”来范围“势”，包括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消极方面是持“道”批“势”，积极方面则是引“势”入“道”。"
目录
用户评论
历史研究缺乏哲学洞见将是多么可怕。哲学家固然受政治影响，但哲思活动本身始终有极强的超越性，若无能看到这一关键，再厚重的历史研究也都将沦为废话之书。
准备考试，断断续续读了三个月才毕事。精彩之处俯拾即是，但有些论证终不免于钩心斗角，使人依违难定。
只此一书，足以封神:两宋研究的“述论稿”，历史学界的“张三丰”。特别是第12章从心理史角度对孝、光二宗的解读，发前人所未发，开后人之先河。附录的三篇辩论文章，尤其是对哲学大佬杨儒宾的回应，简直就是虐杀。
绪说中把古文运动和道学形成放在一个框架中考察，很受启发。下编偏向史实的重建，考证不如思想史在行，写的象小说。说来说去归根结底还是权力斗争。
只看了上卷，觉得没传说中的那么厉害，重要的只是证明了宋朝理学士大夫的参政积极性。
附论比上篇精彩，上篇比专论精炼。虽然引据充分，论证翔实，仍不免絮絮叨叨。
本书虽然名为《朱熹的历史世界》，但是标题更多是应景应题，其关注的重点当为宋代政治文化的研究。从政治史和文化史，以及二者的结合而言，本书都是出色的。尤其是补充了从高宗晚期到宁宗早期这一历史研究的缺口。全书虽然很多地方都有“过度解读”或者“过度推演”的嫌疑，但是所幸引用的史料，都不是孤例。对这些稍显牵强的地方，不应做现代史学之批判，更应法其精神，疑其所疑，继承余英时大胆设论，想尽一切学术办法求证的精神，而在他所不足的地方继续求索挖掘。如此才能突破现代学术中一些理论和思维的束缚。毕竟如果想有所突破，势必要在“六经注我”之后，“我注六经”，甚至还要不循常例，引用“佛道”注六经。
原来是这么一个人物啊
购买此书是在二零一二年，十年已过，期间质疑有之，反对有之，余著体量宏大，我那时懂什么？只知道一句“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口号罢了。常常读过一段，便嫌周密，又立刻放下，反反复复思忖的只是余杨之间的来信。这么厚的书，从广州搬回桂林，又从桂林带到北京。一七年我有幸问过杨儒宾先生如何看待他当年对此书的指责，他讲了许多台湾学界的往事，多是自我解嘲。之前我没想到，这本书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的问题起点。与李泽厚先生一起，余已在去年过世。没有过多的言辞，他就这样告别了这个或许略略有趣的世界。听说他家附近有竹林。也许有一天，我能普林斯顿见见他安眠的地方，想象他执拗的样子。
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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