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集结了12篇论文，全是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探讨和论断，每一篇都集中在一个特殊的面相上面。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医学、科学、艺术、科举、侠等尽在其中，涉及的范围相当广阔。且每一篇论文都是从宏观角度对中国文化史的某一面相提出一种长程的贯通解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同时看到中国文化的常中之变和变中之常。
余英时1930年生，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19759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予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宏观贯通解释中国文化史面相
- 探讨士阶层演变与四次思想突破
- 分析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互动
适合谁读
- 对中国文化史与思想史感兴趣者
- 关注士大夫精神与社会变迁读者
- 具备一定历史基础的研究型读者
读前提醒
- 本书为十二篇论文合集非专著
- 部分篇章为序言或演讲稿件
- 建议结合具体历史背景深入阅读
读者共识
- 余英时治学严谨，文字通透清晰
- 视野广阔，高屋建瓴具大师气象
- 部分篇章如科举论稍显薄弱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哲学突破”在中国是以“心学”取代了“神学”，中国思想的一项主要特色由此奠定。后世程、朱、陆、王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先秦诸子的“哲学突破”是中国思想史的真正起点，支配了以后两千多年的思想格局及其流变。“哲学突破”的历史背景是“礼坏乐崩”，也就是周代整体秩序的崩解。"
- "春秋、战国的“士”是“游士”。“游”不但指周游列国，也指他们从以前封建制度下的固定职位中游离了出来，取得了自由的身份。章学诚最早发现了这个现象，他认为以前政教合一（“官师治教分”），士为职位所限，只能想具体问题，没有超越自己职位以外论“道”的意识。但政教分离之后他们才开始有自己的见解，于是“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
- "2世纪中叶以下，“士”的社会势力更大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自觉为社会精英（elites），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但更重要的是“士”的个体自觉，这是一个普遍的新风气，超越于群体分化之外。个体自觉即发现自己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并且充分发挥个性，表现内心的真实感受。……个体自觉不仅在思想上转向老、庄，而且扩张到精神领域的一切方面，文学、音乐、山水欣赏都成了内心自由的投射对象。甚至书法上行书与草书的流行也可以看作是自我变现的一种方式。 个体自觉解放了“士”的个性，使他们不肯压抑自发的情感，遵守不合情理的世俗规范。这是周、孔“名教”受到老、庄“自然”挑战的精神根源。嵇康说： “六经以抑引为主，"
- "我最早论及唐、宋精神世界的变迁是从慧能的新禅宗开始的。当时我的重点是宗教理论，即追溯新禅宗的“入世转向”怎样引导出宋代“道学”（或“理学”）所代表的新儒学伦理。 “士”在宋代去的空前未有的政治地位正是唐、宋之间一系列变动的结果。 ……六朝、隋、唐的门第传统至五代已差不多完全断绝了。……宋代“士”即从“民”来，而且人数激增。 “民”变成“士”的关键在于科举考试，而宋代制度则是重新创建的，与唐代科举仍受门第的控制不同。……宋代朝廷对进士又特别尊重，故有“焚香礼进士”之说。“民”成“进士”之后自然会发展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这是宋代出现“士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已自认为是"
- "……王阳明文集中不但有一篇专为商人写的“墓表”，而且其中竟有“四民异业而同道”的一句话。这是儒家正式承认商业活动也应该包括在“道”之中了。商人在中国史上一直很活跃，如春秋、战国、东汉、宋代等等。"
- "……我得到了一些新的论断。其中包括：一、商人已肯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不在“士”或“儒”之下，当时人竟说：“贾故自足耳，何儒为？”这就表现商人已满足于自己的事业，不必非读书入仕不可。二、16世纪以下儒家新社会经济观念（如“公私”、“义利”、“奢俭”等）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动。三、明代专制皇权对商人的压迫是很严重的，由于士商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混而难分，我们往往看到“士”阶层的人起而与商人连手，对皇权作有力的抗争。 大致上说，宋代皇权是特别尊重“士”的，……但明代自太祖开始，便对“士”抱着很深的敌视态度。……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废除相职，从此“士”在朝廷上便失去了一个权力的凝聚点，即使仅仅是象征性的。代宰相而起的"
- "王阳明早年仍未脱宋儒“得君行道”的意识，但1506年他以上封事而受廷杖，两年后放逐至龙场而中夜顿悟，从此便完全抛弃了“得君行道”的幻想。……不再寄望于皇帝，断绝了从朝廷发动政治改革的旧路之后，他有什么方法可以把“道”推行到“天下”呢？他的“致良知”之教的划时代重要性便在这里显现出来了。……龙场顿悟的最大收获是他找到了“行道”的新路线。他决定向社会投诉，对下层老百姓说法，掀起一个由下而上的社会改造的大运动。……最后他的学说归宿于“良知”两字，正是因为他深信人人都有“良知”，都有“即知即行”的能力。“致良知”之教以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为主要的任务，所以我称之为“觉民行道”。"
- "“觉民行道”是16世纪以来文化、社会大变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其源头则在于因市场旺盛而卷起的士商合流。与“觉民行道”运动同时的还有小说与戏文的流行、民间新宗教的创立、印刷市场的扩大、宗教组织的加强、乡约制度的再兴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士商互动的结果。“士”的社会身份的变化为16世纪思想大“突破”提供了主要动力，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年生，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19759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予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目录
用户评论
余英时的思想史作品，往往可以翻译成知识分子史研究，或者古代士大夫研究，设计思想的部分，其实可以转化成学术思想史，因此，这部书选取了余英时对于中国历史中士大夫在政治、商业、学术、文学、艺术、科举，甚至包括武术等方面的研究，汇集成一部论文集。余英时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论文集的方式出版，缺乏真正意义的著作。钱穆是非常善于写书，写论文远不如写书来的流畅。反观余英时的著作，基本上都是研究论文和序言构成的著作，这样的作品能够看到纵深，但是相互之间的联系就不够了。如果将钱穆的《国学概论》与《中国文化史通释》相比较，我们就能看出钱穆的学术基础建立在中国学术的分析和思考上，而余英时的中国文化史概念，则是基于别人的研究基础上，缺乏从中国文化自身总结出思想文化通识的能力。从这一点上，余英时无法与钱穆比肩。
高屋建瓴之作，隐隐然的大师气象~
大部分在其他地方读过。医药，书画，科技，中日文化比较，皆非余先生本色当行。倒不如董桥先生的前序，作得有味道。
虽然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多是友人作品序文、主题演讲稿，以及媒体专栏约稿这样众人眼中的应景之作，但余英时对待这些文章的写作却是一丝不苟，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极深造诣，以及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鲁迅先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余先生的境界则是“嬉笑怒骂皆成论文”，读来受益颇深。三联的编排也非常用心，只有一处瑕疵：美国学者“亨廷顿”被译成“杭廷顿”，虽然不能算错，但作为三联这样的大社，还是采用习惯译法的好。
如沐春风
演讲和序的小册子，篇篇精微。但小文编成书卖钱，另说……
看了几篇感兴趣的
在香港书展买的繁体版，看名字以为是专著，实际上是论文/演讲/序的文章集。挑着看了六篇，还是有启发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最好。
「日本无论作为一个文明、社会或国家，自始即独立于中国之外。这可以从日本拒绝参加中国的朝贡系统得到最确切的说明。」
侠与中国文化是否为士与中国文化的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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