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大高峰，他们的出现，在作者看来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是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这一学术转向的表征与逻辑结果。作者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仅仅从外在原因诸如满清入主中原等方面来考察，并不能完全把握到其真正原因。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还应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作者从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关系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清代儒学从理学转入考证并进而出现戴、章二大家的内因。其中最引人注意之处除了曾招致争议的“学术理路”之说外，作者对戴、章二人的心理分析，也非常精彩。事实上毋宁说，“学术理路”一说的得出正有赖于从心理状态的切入。本书写作及印行时间是七十年代中期，而此次印行的则是增订本。增订之处，一是根据新发现的章学诚遗文，补论书中所论章学诚的文史理论；其二是补论宋明儒学及清代思想史，加强了本书所论的历史根据。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提出学术思想演变有内在理路
- 剖析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分歧
- 揭示清代儒学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
适合谁读
- 中国思想史与学术史研究者
- 对清代考据学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儒学现代转型的知识分子
读前提醒
- 建议先了解宋明理学基本背景
- 注意区分作者观点与历史事实
- 结合增订本内容理解文史理论
读者共识
- 余英时早年代表作，大家气象
- 狐狸与刺猬比喻生动且深刻
- 文字优美，问题意识极具启发性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朱子相信心具众理，故说格物既久，可以一旦豁然贯通，而达到吾心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最后境界。东原极不取“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之说，而解“理”为客观事物之内在条理，因此他认为不断地从事穷理致知，最后可以使人的认知心变得晶莹明澈，但认知的本身则是一永无止境的历程。东原的修正恰是把朱子的“格物致知”导入一个更为彻底的智识主义的方向。"
- "我们必须承认，儒学的现代课题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种客观任何的精神，因为非如此便无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儒学以道德为“第一义”，认知精神始终被压抑得不能自由畅发。更不幸的是现代所谓道德已与政治力量合流，如果知识继续以“第二义”以下的身份维持其存在，则学术将永远成为政治的婢女，而绝无独立的价值可言。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政治挂帅”、“先红后专”之类口号并不全是新货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过是“士先器识”、“先立其大”的现代变形而已。"
- "实斋以“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展现。六经既只是古史，则最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发展的消息。至于“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三代以下之道便只能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史了。把“六经皆史”说的涵义推拓至极，实斋便无可避免地会得到“贵时王之制度”的结论，因为时代愈近便愈可见“道”的最新面貌，而时王之“政典”也必然将成为后世的“六经”也。"
- "最近英人柏林（ Isaiah Berlin）分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狐狸”（fox）与“刺猬”（ hedgehog）之两型，则更能帮助我对实斋的朱、陆异同论的深入认识。古希腊诗人Archilochus）有残句云：“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此语自来解者不ー。柏林则借用这句话来分别一切思想家与作家为两大型。一是刺猬型，这一型的人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在一个单一的中心见解之内，他们的所知、所思、所感最后全都归结到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总之，他们的一切都惟有通过这样一个单一的、普遍的组织原则オ发生意义。另一方面则是狐狸型的人物。这种人与前一型相反，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而不必有一个一贯"
- "我们必须承认，儒学的现代课题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种客观认知的精神，因为非如此便无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学以道德为“第一义”，认知精神始终被压抑得不能自由畅发。更不幸的是现代所谓道德已与政治力量合流，如果知识继续以“第二义”以下的身份维持其存在，则学术将永远成为政治的婢女，而决无独立的价值可言。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政治挂帅”、“先红后专”之类口号并不全是新货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过是“士先器识”“先立其大”的现代变形而已。当然，变形也必然涵蕴着一定程度的歪曲。儒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极端的德性论和功利论往往会走上一个共同的方向，即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因此陆"
- "总结地说，实斋丙戌和东原的第一次见面，对实斋而言，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考证方面的挑战，一是义理方面的印证。考证的挑战使实斋深切地了解到不能“空谈义理”，从此遂折入“先求征实，再议扩充”的途径。实斋自从游朱笥河之后，本已感到考证空气的重大压力，他之受到挑战并不自东原始。但东原的议论最为辩博，词锋最为锐利，终于使他感到“惭惕”，感到“寒心”，甚至觉得自己于“《四书》一经，乃正未尝开卷。”其内心震动的程度，不难想见。"
- "综观实斋文史理论之成长过程，最初得力于方志编修（《和州志》），稍后则资于《史籍考》撰纂。所以《文史通义》虽批评东原及其狭义的考证观点，而深一层看则仍不免与东原的经学考证同属于儒家智识主义笼罩下的学术产品。所不同者，东原的最后依据在六经，而实斋的学术基地则在历史耳。实斋屡言所学与并世学人全不相合。《答邵二云书》中甚至说道： 仆之所学，自一二知已已（疑当作“以”）外，一时通人，未有齿仆于人数者。仆未尝不低徊自喜，深信物贵之知希也。 这段话最可以看出他的孤芳自赏和胸中一股郁闷不平之气。但实斋的文史校雠之学之所以成为孤径，只是相对于狭义的经学考证始见其然。若就儒学之从“尊德性”转入“道问学”的发展而言"
- "惟实斋早年兴趣既已近于史学，而其高明之性又复不耐沉潜，故长于“神解精识”而不能为“训诂考质”。对实斋而言，经学考证可说是一条走不通的路。然而经学为清代的显学，非通经即无由见道。实斋不能过此关，岂非终身无“闻道”之望乎？这是东原的“考证挑战”在实斋的早期学术生命中所投下的巨大阴影。而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并在学问上卓然自立以与东原分庭抗礼，也就必然构成了实斋内心深处最难安顿的绝大课题。但实斋的好学深思终于使他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中打开了一条出路。通过方志和《史籍考》的编纂，他逐渐建立了“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最后则凝聚在“六经皆史”这一中心命题之中。“六经皆史”论的完成不但在实斋个人"
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年生，原籍安徽潜山。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等职。主要著作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版）《后汉的生死观》（英文版）《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与现代诠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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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余英时先生非常善于写作
2011-05-14;似乎有点专业啊……
从学术的内生路径，提出尊德性需要道问学支撑的观点，并进行了论述。较梁任公的《近代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更加严谨和深入。
汲史之源，陈其多端。
时隔半年，这次读有全新感受。第一次读更多看重余对钱穆的师承，从连续性到内在理路。本次读两大触动：一是比起钱穆站在宋明理学立场的尊德性，余更倾心的其实是清学的道问学传统，背后是两代学人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差异使然；二是从文本、史实考证出发的学人心态的学术史研究范式，学术生命危机、紧张心情等说法，对当下的qgyj具有开启之功。
刺猬与狐狸，一个精妙的心理譬喻
论学思路甚佳，而考证之巧、描写之妙更甚于学术史本身
久违的，嗑到鸟！！！！！！
用库恩的理论，还有和伯林的简单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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