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作者的“内在理路”说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读过此书后，不但可以了解这一说法的具体含义并为理解清代学术史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而且还可以启发我们思考近十多年来围绕儒学现代价值问题的诸多争论。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提出清代学术演变的内在理路视角
- 辨析戴震考证与义理的双重面向
- 阐释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历史哲学
适合谁读
- 关注中国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读者
- 对清代经学与史学感兴趣者
- 希望理解儒学现代价值的学者
读前提醒
- 注意区分戴震考证家与思想家两面
- 理解刺猬与狐狸比喻的思想史意义
- 结合西方思想史参照阅读以获启发
读者共识
- 是了解清代思想史的必读经典
- 考据细微但思想脉络宏大清晰
- 提供有别于政治决定论的新思路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朱子相信心具众理，故说格物既久，可以一旦豁然贯通，而达到吾心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最后境界。东原极不取“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之说，而解“理”为客观事物之内在条理，因此他认为不断地从事穷理致知，最后可以使人的认知心变得晶莹明澈，但认知的本身则是一永无止境的历程。东原的修正恰是把朱子的“格物致知”导入一个更为彻底的智识主义的方向。"
- "我们必须承认，儒学的现代课题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种客观任何的精神，因为非如此便无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儒学以道德为“第一义”，认知精神始终被压抑得不能自由畅发。更不幸的是现代所谓道德已与政治力量合流，如果知识继续以“第二义”以下的身份维持其存在，则学术将永远成为政治的婢女，而绝无独立的价值可言。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政治挂帅”、“先红后专”之类口号并不全是新货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过是“士先器识”、“先立其大”的现代变形而已。"
- "实斋以“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展现。六经既只是古史，则最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发展的消息。至于“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三代以下之道便只能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史了。把“六经皆史”说的涵义推拓至极，实斋便无可避免地会得到“贵时王之制度”的结论，因为时代愈近便愈可见“道”的最新面貌，而时王之“政典”也必然将成为后世的“六经”也。"
- "最近英人柏林（ Isaiah Berlin）分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狐狸”（fox）与“刺猬”（ hedgehog）之两型，则更能帮助我对实斋的朱、陆异同论的深入认识。古希腊诗人Archilochus）有残句云：“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此语自来解者不ー。柏林则借用这句话来分别一切思想家与作家为两大型。一是刺猬型，这一型的人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在一个单一的中心见解之内，他们的所知、所思、所感最后全都归结到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总之，他们的一切都惟有通过这样一个单一的、普遍的组织原则オ发生意义。另一方面则是狐狸型的人物。这种人与前一型相反，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而不必有一个一贯"
- "我们必须承认，儒学的现代课题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种客观认知的精神，因为非如此便无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学以道德为“第一义”，认知精神始终被压抑得不能自由畅发。更不幸的是现代所谓道德已与政治力量合流，如果知识继续以“第二义”以下的身份维持其存在，则学术将永远成为政治的婢女，而决无独立的价值可言。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政治挂帅”、“先红后专”之类口号并不全是新货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过是“士先器识”“先立其大”的现代变形而已。当然，变形也必然涵蕴着一定程度的歪曲。儒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极端的德性论和功利论往往会走上一个共同的方向，即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因此陆"
- "总结地说，实斋丙戌和东原的第一次见面，对实斋而言，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考证方面的挑战，一是义理方面的印证。考证的挑战使实斋深切地了解到不能“空谈义理”，从此遂折入“先求征实，再议扩充”的途径。实斋自从游朱笥河之后，本已感到考证空气的重大压力，他之受到挑战并不自东原始。但东原的议论最为辩博，词锋最为锐利，终于使他感到“惭惕”，感到“寒心”，甚至觉得自己于“《四书》一经，乃正未尝开卷。”其内心震动的程度，不难想见。"
- "综观实斋文史理论之成长过程，最初得力于方志编修（《和州志》），稍后则资于《史籍考》撰纂。所以《文史通义》虽批评东原及其狭义的考证观点，而深一层看则仍不免与东原的经学考证同属于儒家智识主义笼罩下的学术产品。所不同者，东原的最后依据在六经，而实斋的学术基地则在历史耳。实斋屡言所学与并世学人全不相合。《答邵二云书》中甚至说道： 仆之所学，自一二知已已（疑当作“以”）外，一时通人，未有齿仆于人数者。仆未尝不低徊自喜，深信物贵之知希也。 这段话最可以看出他的孤芳自赏和胸中一股郁闷不平之气。但实斋的文史校雠之学之所以成为孤径，只是相对于狭义的经学考证始见其然。若就儒学之从“尊德性”转入“道问学”的发展而言"
- "惟实斋早年兴趣既已近于史学，而其高明之性又复不耐沉潜，故长于“神解精识”而不能为“训诂考质”。对实斋而言，经学考证可说是一条走不通的路。然而经学为清代的显学，非通经即无由见道。实斋不能过此关，岂非终身无“闻道”之望乎？这是东原的“考证挑战”在实斋的早期学术生命中所投下的巨大阴影。而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并在学问上卓然自立以与东原分庭抗礼，也就必然构成了实斋内心深处最难安顿的绝大课题。但实斋的好学深思终于使他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中打开了一条出路。通过方志和《史籍考》的编纂，他逐渐建立了“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最后则凝聚在“六经皆史”这一中心命题之中。“六经皆史”论的完成不但在实斋个人"
作者简介
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余英时教授对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体察，其风格即与伯林颇多相通。余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即曾直接借用这一"伯林比喻"，认为章学诚一生致力于"一贯之道"，是典型的刺猬；而戴震博学多才，每给人以狐狸的感觉，但细加辨析，则不难发现戴东原骨子里其实仍是一只刺猬。--说到底，中国知识分子总以"志在闻道"自许。在我看来，这种好求"一贯之道"的一元论心态，实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病根，许多悲剧均由此而来，惜乎国内近来虽然对知识分子问题讨论得沸沸扬扬，却鲜有人深究此点。
――甘阳
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则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它用以比喻两种相反的思想性格："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事物采取整体把握的立场，即把各种问题或见解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处理，这种思考方式导编排一以贯之的观念系统；"狐狸"则不然，关心的不必是全，而是多，即多方面的追逐、猎取目标，其思想方式具有离心的倾向。余英时教授的《论戴震与章学诚》就是中国版狐狸与刺猬的故事
――陈少明
用户评论
余氏治学，不过尔尔
难读死了
依著這本書的啓發寫了論文，也算開始淺淺涉入中國思想的深潭。
内在理路
做思想史做到这个程度实在是登峰造极，以极细微之考据得出思想发展之脉络，看小很小，看大很大！
重读。《影响的焦虑》学术史版。
只能借到这个版本了……从读书感受来说，很愉快，疏通证明有趣味。于断裂处说联系，于外缘后讲内在，能得推进，似可矣。感觉余先生最大的兴趣是作“解人”。历史哲学俺实在不懂……
重读。看到三年前“全程隔靴搔痒”的狂妄评论，不禁赧然汗下。三年来还是有进步，能懂得其中的好了；并且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基本路数（回归学术大传统）、核心关注点（理学中的知识问题），还是终极的问题意识（如何贯通或接隼中西知识论），以及不少的见解与心得，我都与之完全一致。但恨功力不足耳！再次感叹余先生真是会作文章！此书至今仍是最好的章学诚研究专著。
学术史意义不必多言，章学诚的人物形象刻画亦足以动人。1766年，章学诚带着对考证的诸多疑惑第一次拜会了戴震，这次会面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戴震的影子始终盘旋在他的头上，让他对自己的义理追求产生了极大的怀疑。1773年，章学诚第二次拜会戴震，通过几年痛苦的思考与抉择，他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确立了在学术上的主体性。尽管举世皆言考据，章学诚还是坚定了最初的道路。他与戴震本同路人，只是面对与自己天性不合的学术空气，各自作出相应的主张，二人的苦心孤诣皆不为时人所认可，但是戴震可以凭借在考据上的成就为世人所重，章学诚只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穷困潦倒、著作散佚的下场。直到1920年代之后，这一思想者才逐渐被世人所发现、研究。
从宋明义理之学到明清考证之学的转变原因，除了政治、经济变革等外缘因素外，是有其内在的因素的。考证实为求义理之真（朱熹、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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