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

王路曼

出版时间

未知

ISBN

9787100213349

评分

★★★★★
书籍介绍

晋商从未失败,他们只是落幕——

【编辑推荐】

一直以来,中文学界的近代史书写比较重于史实探索,而轻于理论分析。王路曼凭借其国内外不同史学体系的严格训练,出色地将山西票号的兴衰历程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联系起来。本书一方面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于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单一路径发展的想象,另一方面则在这种批评的视角下,将山西票号视作家庭共同体多元面向的某一方面,进而探索了票号家族在金融经营之外的政治、学术活动,丰富了我们对于山西票号历史的理解。

【内容简介】

晋商与票号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金融史的传奇,他们曾经掌握清朝金融命脉,但却在历史巨变之中倏忽而逝。票号因何而起,又因何而败?在中国近代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中,传统的票号是否无可避免地要被现代银行取代?

本书是英语世界首部全面研究清代山西票号的著作,力图超越长久以来西方学界抱持的刻板印象:“封闭的内陆”“帝制中国没有内生性资本主义”“传统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被现代银行替代”。作者利用大量一手材料,细致地刻画了山西票号的兴衰历史和它所身处的内外制度环境,摒弃了单一经济视角,考察了票号所具有的家庭、经济、文化复合性的多重面向,为我们思考近代中国社会打开了新思路

王路曼,1983年生,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常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硕士,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曾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校区历史系助理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曾在中英文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书评,并在2015年以来担任美国Late Imperial China(《帝制晚期中国》)及Twentieth-Century China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期刊评审。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银行业:票号、内陆与通商口岸
第二章 晚清时期中国汇兑业的机制与要素
第三章 国家视角下的山西票号:1850—1895年间的市场、省份与国家
第四章 国家财政集中化时代(1895—1911)的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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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無甚新意,熟悉近代金融史的人都不會對此太陌生。王路曼針對西方經濟史學界過於強調結構化的理論分析這一弊病,將目光聚焦於山西票號的擴張及其家庭的發展軌跡,跳脫票號及晉商家族的“資本邏輯”,提出了“中國內陸資本主義”這一概念。雍正年間中俄確界促使對俄茶葉貿易逐漸繁榮,而此時白銀的流入恰為旅蒙商人提供了高價值支付手段,這為山西票號金融匯兌業務的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鴉片戰爭後,票號與其他新舊金融機構甚至是政府合作,打造了遍及全國的成熟金融網絡。隨著清末新政的推行對民間金融匯兌業務的壓縮,晉商迅速將資本抽離,大量投資於實業,其重視家族成員的新式教育更使家族實現了社會階層的身份轉換。票號的衰落並未使晉商家族趨於崩潰,走向消亡,相反,他們敏銳把握時代機遇,鳳凰涅槃迎來新生。
这书的趣味性、知识性都不如秋原《清代旅蒙商述略》,商务印书馆这个日新文库恐怕前景不妙,这个日不是作副词而是作动词,干脆叫爆炒青椒算了。想拿去西方中心和全球资本的地方史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是完成度实在不行,角度并没有创见,只是引进然后套而已——我看了看,有启发的点都来自英语注脚,即使是这些其实也没那么有创意,至于说文档用得好在材料上有突破,也纯属为捧而捧。说到符号,中国内陆资本主义这种双重限定结构还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如果真要独树一帜,东亚主义都比这恰当。我最大的担心是在去西方中心视角的操作下,各地经验会被不加权地同等重视,如果是在一个不存在各式各样侵略的世界,也许说得过去,但这个世界并非如此,故而一味去西方中心是否会阻断学习那些必须学会以自保的努力,属于西方学术界新一代PUA?
“本书是英语世界首部全面研究清代山西票号的著作,力图超越长久以来西方学界抱持的刻板印象:“封闭的内陆”“帝制中国没有内生性资本主义”“传统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被现代银行替代”。作者利用大量一手材料,细致地刻画了山西票号的兴衰历史和它所身处的内外制度环境,摒弃了单一经济视角,考察了票号所具有的家庭、经济、文化复合性的多重面向,为我们思考近代中国社会打开了新思路”。
本书试图对话的研究,根本不值得去对话。
1.语言有点啰嗦,观点反复重复。2.对话感太强,以至于光骂,没好好论证自己(或是作者能力捉襟见肘了)。3.思维和论述的层次感不够鲜明。 整体上,反了票号必须从私人金融机构转化为现代银行的线性逻辑,反了沿海和内陆在晚清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中的二元对立,理清了晚清国家金融体系、殖民银行、民间金融机构、买办、朝廷、财政支付、省级地方财政、甲午战争的巨额债务之间的种种瓜葛和相互影响,构建了内陆资本主义、和票号家族的非资本主义贡献(票号家族将资本转化为知识,促进后代考取功名、社会慈善、留学为社会贡献)的叙事新模式。但是也没有多新,新是想象中的新罢了。
这里面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否一定要经历资本主义过程,资本主义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以及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中间环节吗?列宁对此有过思考。这本书意不在此,但至少证明了:晋商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最好的本土实践者,也是非资本主义历史的重要实践者。晋商史研究有助于我们发现“另一个可能的世界”。
本书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关于山西票号的著作,全书五章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下山西票号的兴起及其运行逻辑与金融创新;二,19世纪后半叶山西票号业务兴衰与政府财政管理政策之间的关系;三,票号家族的“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历史。作者王路曼希望以此来反驳三个问题,即“西方中心论”下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功能论视角下家庭的资本主义逻辑,阐释山西票号作为“中国内陆资本主义”的特殊经验。 总体上来说,本书长于归纳梳理和问题对话,而对山西票号的实证分析与研究拓展方面则稍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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