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195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在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项目基础上，新中国的工业化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帷幕。洛阳涧西区成为新中国重点建设的大型工业基地之一，包括第一拖拉机厂在内的7项重点工程落户这里。一时间来自上海、东北、北京、河南等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挈妇将雏，义无反顾地奔赴涧西，参加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从1958年第一台国产拖拉机东方红-54下线，到现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先进的拖拉机制造企业集团，30位一拖人讲述的这一段将近70年的历史，演绎并呈现出中国人“耕地不用牛”的农业机械化想象。
精彩摘录
- "对这几个孩子的安排，是两个大的一心上大专，两个小的当时认为工人是铁饭碗，所以他们没走（上学的路）。本来儿子的成绩还是可以上高中、上大学的，但经济条件也困难，当时又说当个工人就有了铁饭碗，所以他当时就上了技校。那时候对工人，尤其是大厂的工人，（待遇）好像都比别人好一些。这两个都是上完技校来拖厂当工人的，当工人后来结果不是太景气。 儿子当工人效益不好，买断工龄出去打工了。2003年，去马来西亚打工三年，回来以后还是在外打工，还是工人。三女儿在拖厂一直干到五十几岁，等于提前离岗。也是买断工龄出来了，出来可能等了十年才办退休手续。"
- "我退休以后，厂里开始搞单位改制试点，那段时间改革力度很大，学习民营企业，允许经营层参股，搞成股份制。先由第三方来评估国有资产，在国有控股的前提下允许经营层干部持股30％~40％。领导参股可以提高领导责任心，好好经营。经营一段时间后效益不错，厂里效益最好的时候真是供不应求，只要有门路在销售处开一张买拖拉机的票，出去后外面马上就有人买，转手一卖就可以赚上6000块钱。后来我们每个领导一个月也只有批三台拖拉机的指标，很是紧张。最后国机集团说这样是向私有化发展，私人参股国有企业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国机集团不同意，就让这些领导退出来。退出时需再评估，一评估资产增值了，人家干股份拿一大块，退的时候翻了"
- "以前的企业制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责任问题。虽然说企业干部也好，科技人员和工人也好，都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但实际不是这样的。比如我们装配线的零件筐，工位上都有。一个铁皮零件筐，螺钉一筐，螺帽一筐，各种螺钉不一样，随便抓一个装上，装不好，螺帽不好用，就扔了。这种浪费是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漏洞。机床下班不关灯，机床不停车，马达空转。我们原来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家都认为国有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这个量很大的，你想防盗窗家家都要装，十几万的家属楼家家都装，特别是一楼、二楼都要装，后来三楼、四楼也要装，浪费太大了。另外，我们有一个阶段，没有暖气，用蜂窝煤，就是一个桶装的小炉子那种。厂里面"
- "因为“文革”已经开始，我们是当时最后一批招工进来的。说是招工，实际上我们是亦工亦农。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作为农民来城里当工人，干上三五年以后还是要回农村去的。有的人因为结过婚成了家，就不愿意来，我自己没啥负担，家里兄弟姊妹也多，走就走了。我父母没什么意见，就希望把我的农村户口移到城里去吃商品粮，能去几年就去几年。我们家人口多，在农村基本吃不饱。那时都是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生产队一敲钟就上工，集体观念里只是生产粮食，但化肥等各方面都跟不上，生产力真的不行——一亩麦子能产300来斤都是好的。 吃饭就吃大锅饭，一年红薯半年粮，大部分时间都是吃红薯，吃白面馍是不可能的。红薯干、红薯面、红薯馍，吃多了成天"
- "拖拉机厂从1953年开始筹备建设，1954-1956年开始大量进人了。1954年和1955年进的主要是管理层的骨干，1956年主要招收工人。1954年和1955年这一部分干部主要来源于河南省各县市和中南区。那个时候正是中南区调整撤销的时候，调来一批干部，都是年轻、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大部分都是行政干部，他们说这叫地方支援。第二批人就是技术干部，搞技术管理这一部分。这种（人）除了苏联专家以外，主要是留学回来的。我们的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机械师、总冶金师，都是美国留学回来的。还有少量企业技术工人。我来的时候，这批工人已经到了，以上海人为主体。"
- "1984年发生了比“和尚运动”影响更大的事件，当时人称“废止”。那年国家提出废止子女顶替制度，就是父母退休后，子女不再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所有职工对此都极为震撼，因为他们早已把子女顶替就业看成一项福利制度，子女就业完全寄托于顶替接班。单身职工反响更强烈，因为他们在农村的家里有父母和小孩，生活条件本来就差，他们又无法把家人接到厂里生活，唯一能够安慰自己的就是等退休后，有个孩子能进厂顶替接班。如果断了这个念想，他就感觉生活毫无希望了。于是洛矿、一拖等厂的职工纷纷走上中州路，举行上万人规模的游行，都手举牌子或红旗。这次风波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我还专门为此事代表一拖给省劳动厅写反映"
- "第一台拖拉机造出来以后，我就一直从事生产管理工作。刚开始的管理制度很严格，只要是苏联人定的，谁也不能动。比如讲，工业规划确定好了怎么搞，你要改动的话，就要通过总厂批准——即使有人不听也不行。还有，生产必须按照工艺规范来做，怎么定就怎么办。技术上解决不了的，的确可以动，但是这里面也要通过技术科。这里有技术科，专门负责我们车间的工艺员。工艺员解决不了怎么办？科长就叫我来管理，我说不行，要等工艺员报了之后我再反馈给他；你科长改了，工艺员不改，那么就是他负责，跟我没关系。那时候我在生产处总调度室当主任，有阵子生产两班停产了，你班里的谁在家里睡觉，值班人把他叫醒了就回来了。那时候也可以旷点的。但是对于我"
- "厂里1958年生产第一台拖拉机的时候，设备也没有。怎么办？只能手工敲打零件，比如说拖拉机后面的柴油箱，所以第一台拖拉机都是靠工人们手工敲打出来的。"
作者简介
周晓虹，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任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先后出版著作、译作30余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
周海燕，先后获南京大学新闻学学士（1994）、硕士（1997）和社会学博士（2011）学位，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13—2014），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发表社会学与新闻学论文数十篇。
朱义明，南开大学哲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现为中信银行总行交易银行部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用户评论
虽然自己也参与过这样的口述史料整理过程，但现在回想，隐去提问而将口述文本连缀成小传式文章的做法，可能还是多少有点问题。因此也觉得本（丛）书似乎少了些相关说明，比如如何提问内容，从录音到文本的删减等，附上一些归纳性、研究性的文字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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