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是研究乡村组织和自治习俗的代表性著作，作者从北宋吕氏乡约开始，详细分析了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杨开道先生撰写此书之际，正值民国时期自治运动高潮，但作者并未沉溺于对自治和民主精神的迷恋，而是立足乡土社会，指出自治组织必须自动发起、自行组织，否则难免沦为旧时保甲等行政机构。农村自治将是国家构成的条件。
杨开道（1899-1981），中国著名社会学家，1920年2月进入沪江大学预科部学习，同年9月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农科，1924年8月8月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27年 4月回国后，先后任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农学院社会学教授，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法学院院长。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梳理乡约从北宋自发民约到清代官方教化工具的演变脉络
- 剖析传统政教合一传统对民众自治能力的深层制约
- 论证农村自治组织需自动发起，否则易沦为行政附庸
适合谁读
- 社会学、历史学及人类学专业的学术研究者
- 关注中国乡村治理与基层政治体制的读者
- 对民国学术思想及乡土社会结构感兴趣的群体
读前提醒
- 本书为1937年著作，部分观点带有民国时代局限
- 建议结合梁漱溟、费孝通等同时代学者著作对比阅读
- 注意区分作者对宋代自发乡约与清代官方乡约的评价差异
读者共识
- 资料详实，是研究中国乡村组织史的奠基性经典之作
- 深刻揭示了皇权向基层延伸导致乡治精神颓丧的历史
- 虽缺乏现代理论分析，但史料考证与历史洞察极具价值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中国士人阶级的实际工作，不是在政治舞台上应用学理，便是在学术机关内传授学理；不是直接去制裁民众，便是间接去教化民众；民众没有士人阶级的引导，也无法自己组织，自己工作。所以中国几千年的政治，都是人民被治，士人治人。士人阶级总是同政府打成一片，而没有同人民打成一片的。"
- "中国人民的不能自治，不能自治，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所谓政教合一的传统政策。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学，那是多么古雅的成句；行政学术化，学术行政化，政治和教育打成一片，教育和政治打成一片，那又是多么新颖的口号。政教合一的结果，就是柏拉图所梦想的哲人政治，中国曾经实行的学者政治...... 智识阶级永远和政府打成一片，永远和人民分成两体；智识阶级不是作官便是教书，人民不是作工便是耕地......"
- "吕氏乡约的基本理论，和现代的社会理论，非常接近。凡我们现在所认为社会基本的许多概念，如邻落社会（ Neighborhood Comu），共同利害（ Common Interests），互相倚赖（ Inter-depemo），社会距离（ Social Distance），社会交通（ Social Communicaion），社会互助（ Mutual Aid），社会道徳标准（ Socio-ethical Standard），乃至渐次落伍的机体比证（ Organic Analogy）都可以从乡约条文里面找出。不过吕氏乡约的创造人，兴趣不在学理方面，而在实用方面，所以基本的概念虽然都有，而理论的发挥却"
- "至于教化主义的工具：积极方面是礼，消极方面是刑；预防的工作是礼，调治的工作是刑。关于礼的记载，周礼比较少一点。然而十有二教的中间，有四教用礼，一教用仪，一教用俗，只有一教用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一种办法，尤其标明礼治的预防功用。《礼记·王制篇》里，也有“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的说法。经解篇所说的“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是阐明礼在国政里面的地位。“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说法，比现代外国所谓一两预防，等于一斤医治的说法，尤为明澈。礼俗的具体方式，在六乡各级的里面，便是和乡约性质相同的乡饮酒礼。乡饮酒礼共有四种"
- "我们谁也知道，除了不甚可靠的上古时代以外，汉学和宋学是中国的学术黄金时代；汉学主考证，宋学主性理，在史学上，哲学上都有很大的贡献。宋学虽然发端于仁宗时代，不过在神宗熙宁年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到了最高的顶点。那时理学先进孙明复，胡安定，石徂徕等虽然死去了有一二十年；然而理学泰斗周濂溪是熙宁六年才死的，邵尧夫和张横渠到熙宁十年才死，大小程子在乡约出世的熙宁九年，才四十五，四十四岁，正是年富力强时期。不惟理学如此，政事和文学也在全盛时期。以文章德望著称的欧阳修，到了熙宁五年才死，司马光在熙宁九年，还只五十八岁，曾南丰也是五十八岁，苏氏兄弟才四十一岁，三十九岁。此外名臣而兼学者的韩琦，到熙宁八年才死，"
- "清代各帝对于乡约、保甲、社仓、社学的提倡，都是十分努力。不过单有称孤道寡的皇帝提倡，而没有名高德重的疆吏提倡，在社会里面的效果，自然又不如王阳明、吕新吾他们的工作了。并且清代各种农村组织，各有专部分别提倡，整个的乡治，便从此分而不合，系统破碎，精神颓丧，真是清代各帝始料所不及的。基本农村组织在顺治元年（公历一六四四年）曾颁行一种村甲制度，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有逃人奸宄窃盗事件，邻佑以报甲长，甲长转报总甲，颇有一种保甲的意味。顺治十七年（公历一六六○年）又覆准设立里社，令民或二三十家，或四五十家聚居，每遇农时，有死丧疾病者，协力耕助，又有一点乡约友助的意思。此外顺治五年（公历一六四八年"
- "元代的基本农村组织，大约没有重大的变动；里正的名称，尝见于正史，厢坊乡里的区划，也散见各种县志。譬如江阴县志说元代南北两厢增淳和、太平、耆德三坊，其余乡里都是照旧存立；然而新昌县志说元时改厢为隅，改乡为都，改里为图，不用名词而以一二次序，似乎近代的都图制度是从元代开始的《斯昌县志》卷一，页二。此外元代还有一个特出的社制，和乡里制度是并存的。每社五十家，无论何色人等，都要加入；五十家以上，百家以下只有一社，百家以上可另行组织，五十家以下附属邻社。社长是由人民公举，一要年高，二要通晓农事，三要有兼丁，才能被举为社长《元典章》卷二三，页三。社长的职务很多，除了赋役归里正催办以外，其余的地方自治事业，"
- "吕氏乡约在北宋自然是名重一时；不过怀疑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不少。康王南渡以后，关中文化根本消失，乡约制度自然也是扫地无余。假使没有朱子出来大事整理，恐怕以后的发展也是没有的。朱子把吕氏乡约乡仪，从支离错误的材料，编辑成为一个完善的原本；又因原本的根基加以修改，成为朱子增损吕氏乡约。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吕氏乡约，多半是朱子增损的吕氏乡约，而不是朱子编辑的吕氏原约，这是谈乡约的人所不可不知的。朱子不惟提倡乡约，并且对于保甲社仓、小学的工作，也分别提倡一尤其是对于社仓和小学方面贡献尤大。仓库制度和学校制度发达已久；不过农村自立的社仓，儿童基础的小学，恐怕朱子是首创的人，至少是提倡最力，功绩最大的人。可惜"
作者简介
杨开道（1899-1981），中国著名社会学家，1920年2月进入沪江大学预科部学习，同年9月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农科，1924年8月8月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27年 4月回国后，先后任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农学院社会学教授，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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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乡约的本质是精神追求与权力的地方化
为整理资料翻了翻
在新浪爱问上下载的PDF缺了几页，留了遗憾。
从吕氏乡约里所言小众乡村自组织开始 经受因帝权作为天下一统的约束力 乡约中增添祖训内容 从人民自治的胚胎变成史治的工具 最终成为御用的工具。我们会羡于西方理论的乌托邦 中国乡约之源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的图景呀！
在上海图书馆翻过一部分
读过第一、二、四、九、十章
今天用的时候又翻了一下
补标
很学术的著作，但也通俗好读
杨开道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他是梁漱溟的同事，也是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时的老师，更是费老盛赞的“一代良师”。《中国乡约制度》这本书，更像是乡约制度史，资料极丰富，是他在紧密的农村社会实验工作的间隙完成的作品，学力可见一斑。只可惜没有将中国的乡约制度，和杨先生用力颇深的法、英、美的农村自治制度进行对比，也没有基于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书名还是应该冠一个“史”字。梁漱溟、杨开道对于乡约的提倡，现在看来如同一个斑斓的旧梦。而假使梁杨二人飞度海峡，不知旧梦能否开出新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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