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类学的困境

1955年，英国人类学家格卢克曼在他的首部法律民族志中认为，非洲本土习惯法与西方法律相比共性大于差异。但是美国人类学家博安南却提出相反观点，认为非洲习惯法与英美法相比存在着较大差异。所以他强调要从当地人的视角来理解当地人的法律，主张放弃英美法律范畴，大量使用当地人自用的术语。因而双方为此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激烈争论。

双方争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不同地域和民族是否具有相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能否使用西方的法律范畴比如概念、原则、体系、法学理论来描述和分析非西方的法律制度？能否对不同的法律制度进行比较？使用何种语言进行比较？使用西方法律范畴进行研究，能否体现出当地法律的特殊性？这些问题正是法律人类学一个世纪以来不断面对、至今仍未解决的困境之所在。

王伟臣，男，1982年生，山东枣庄人。法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讲师。与他人合著有《法律移植论》、《探寻法律成长的足迹》2部，在《法学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等省部级课题2项。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法、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