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国家掌握人口、征调赋役、管控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以唐代两税法承认客籍为标志，中国古代户籍的著录对象、编制原则乃至管理系统都发生了划阶段的重大变化。《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综合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融通简牍学与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在全面系统整理战国至唐代中期户籍文书的基础上，以专题形式对这一时期户籍制度的发展演化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进行实证考察和理论分析，并从简纸更替这一全新视角揭示中古时期伴随着书写材料的改变，国家行政制度和社会控制方式相应发生的重大变化。
作者简介
张荣强，河北石家庄人，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英才教授、博士生导师，2015年入选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研究领域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简牍学、敦煌吐鲁番学。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目前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专著《汉唐籍帐制度研究》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AI导读
编辑书评
- 本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将物质文化史（书写材料）引入制度史研究，打破了传统户籍研究仅关注条文与数据的局限。张荣强教授敏锐地捕捉到简纸更替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行政权力下移与中央集权加强的物理基础。相较于同类著作，其优势在于极强的实证性与逻辑闭环，每一个宏大结论都有扎实的出土文献支撑。虽然作为论文集略显松散，但其核心论点鲜明，是理解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转型不可或缺的拼图。
- 争议点主要在于其受众范围狭窄与阅读体验的碎片化。对于不熟悉简牍学的读者，大量的文书释读可能构成认知障碍，导致核心思想被细节淹没。此外，书中部分章节侧重于修补前人成说，创新性在某些局部不如整体框架震撼。但它绝对值得严肃的历史学者研读，特别是在探讨技术如何重塑社会控制这一命题时，本书提供了无可替代的中国本土案例。它不是通俗读物，而是通往深度理解的阶梯。
核心看点
- 本书以“书写载体变革”为独特切入点，论证了从战国简牍到魏晋纸张的技术更替如何推动户籍编制权由乡里向中央上移。作者指出，材料介质的改变不仅降低了行政成本，更强化了国家对人口与土地的直接管控能力，揭示了技术革新与中央集权强化的深层互动关系。
- 深入剖析财政年度从秦汉“计断九月”到孙吴及西晋“历年制”的演变逻辑。通过解读出土仓吏受米簿与上计文书，作者证明这一转变源于江南稻作经济与北方粟谷农业的差异，以及政权正统性构建的需求，展现了经济地理变化对中央制度设计的决定性影响。
- 系统梳理战国至唐中叶户籍功能的分化过程。书中详述户籍如何从单纯的人口统计工具，演变为集赋役征调、身分管控于一体的治理基石，并重点分析唐代两税法后客籍承认带来的著录对象扩展与管理模式重构，填补了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之后的学术空白。
读者共识
- 学界普遍认可其史料运用的扎实与创新。读者评价指出，作者对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的互证驾轻就熟，尤其在解读孙吴州中仓受米簿等具体案例时，结论有力且令人信服。这种微观实证支撑宏观理论的方法，被视为当代中古史研究的典范。
- 部分读者反映本书存在较高的阅读门槛。尽管文风被赞为“硬货”，但密集的考据与专业术语使得非核心圈层的读者感到艰深，甚至出现“几度想要放弃”的情况。然而，坚持读完的读者多表示收获颇丰，认为其对制度演变逻辑的揭示具有启发性。
- 共识在于肯定其突破断代藩篱的视野。相比以往局限于单一朝代的户籍研究，本书贯通战国至唐中叶，清晰勾勒出制度演变的长时段轨迹。读者特别赞赏其对“从户版到纸籍”这一物理形态变化背后政治含义的挖掘，认为这为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维度。
精彩摘录
- "时至今日，学界尚无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著作。1979年，池田温先生出版名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此“古代”系采用东京学派的社会分期，实际上指宋代以前的历史阶段。2000一2002年，葛剑雄先生领衔的学术团队出版了6卷本《中国人口史》，其中设有专门章节讨论各时期的户籍制度，但人口史重点关注人口的调查制度、人口的数量变化、人口的地区分布、人口与社会及历史的关系等问题，与户籍制度史的研究旨趣差别很大。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笔者越来越感觉到撰写一部贯通性质的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的重要性，在王彦辉、杨际平、王晓欣、阿风等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申报了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并获得立"
- "笔者这些年一直关注古代户籍及其相关赋役、身分制度，侧重从制度层面讨论中国古代社会阶段性特征。当然，制度史的研究不应也不能忽视普通民众的历史作用。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为例，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不断有民众为了反抗和逃避王朝统治，脱离户籍成为流民；社会承平时期，这类人群数量有限，遇到自然灾害或战争侵扰，流民的规模就相当庞大。唐代均田制被破坏后，随着土地流转加速，失去土地的客户已然成为人数最多的群体，由此引发了这一时期土地、赋役制度乃至国家管理方式上的一系列变化。就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而言，流民是形塑古代社会面貌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也是笔者今后关注的课题。"
- "前四例缴纳的是“租税杂限米帐”中的“税米”，最后一例属于“杂米”中的“田亩钱布贾米”。除了这批帐簿记载的仓吏受米时间，我们更关注仓吏将收到的这些米计人了哪年的帐簿。上举木牍中，州中仓吏将嘉禾五年（236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收到的759斛2斗5升米总称为“五年租税杂限米”，在总额下又逐一条列其中有“五年税米”若干、“五年租米”若干，等等。也就是说，这些米都被分门别类地记到了嘉禾五年的帐簿里。不仅上举木牍，《竹木牍》收录的其他7件嘉禾五年州中仓领受米帐的表述方式无不如此。同样，我们熟知的嘉禾四年（235年）尤其是嘉禾五年吏民田家莉中，也基本上记录的是临湘侯国民众当年十月至十二月缴纳的田租米布。这种"
- "战国秦汉时期“计断九月”，但许多经济活动诸如官府远距离输送财物向刑徒发放冬衣等，要么无法确保在九月底前完成，要么其活动本身就需要跨越两个财政年度。睡虎地《金布律》对此做出规定，“官相输者，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受者以入计之。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其输所远近，不能凄其输所之计，☐口□口口☐移计其后年”（简70一71），“冬衣以九月尽十一月寞之，过时者勿稟。后计冬衣来年”（简90），就要等这些活动结束后再计入下一财政年度。“计断九月”以黄河流域粟作生产为依据，这一制度显然不符合江南的稻作生产。水稻成熟时间通常在九月左右，官府征敛入仓则更晚，孙吴《嘉禾吏民田家前》记载民众缴纳租米的时间集中在每年的十至十"
- "敦煌上计吏通常要提前一个多月出发，才能赶在元会前到达长安。第一枚简记载甘露三年（前51年）十一月，敦煌郡派遣属吏赴长安呈报甘露三年计；第二枚简说阳朔二年（前23年）十一月丁卯属吏动身，呈报阳朔元年（前24年）计，但阳朔二年十一月戊辰朔，此月无丁卯日；阳朔元年十一月甲辰朔、丁卯是二十四日，故此“二年”当为元年之误。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甘露三年计”还是“阳朔二（元）年计”，说的都不是日历年度，而是指上年十月初至当年九月底的财政年度。从甘露三年十一月上报甘露三年计、阳期元年十一月上报阳朔元年计可以看出，当时的财政年度是根据计簿截至年份命名的。"
- "了解秦汉“计稻后年”及当时财政年度的命名规则后，我们就会知道，如果孙吴遵循“计断九月”的旧制，上举州中仓受米簿将嘉禾五年（236年）十月及其以后收纳的租税只能计入六年而非现在的五年帐目。这些仓库受米簿的人帐记录表明，孙吴至迟在嘉禾年间就已经采用新的财政年度，由原来的九月制转为了历年制。"
- "孙吴造籍时间从原来的八月改成了岁末年初，进一步印证当时财政年度发生的变化。前面已经说过，秦汉时期“计断九月”不适合稻作生产，孙吴政权作为江南“六朝”之首，如果仍遵循原来“计稻后年”的操作模式，不仅不利于树立江东自身的正统地位，更意味着统治者只有等到一年后才能掌握上一自然年度的租赋收入情况，也就失去了据此编制来年国用预算的意义。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经济落后，这一问题对统治者造成的困难不大、但孙吴立国江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水稻九月成熟，官府经过三个月，到了十二月就是以将租谷征敛完毕。这样，孙吴统治者摒弃秦汉“计断九月”的旧制、转面采用俯台本地农业生产的日历年度作为财政年度，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 "这就产生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古代中央对地方的考课都是在日历年度结束即岁终时进行。秦汉“计断九月”，郡国做好上计簿后能够在岁末（十二月底）赶到京师参加考课和元会；西晋以岁终为断，又是如何在岁末上计中央的呢？其实这并非西晋一朝，而是此后所有王朝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唐代的解决方案。唐人习惯将当时的朝集制比附为汉代的上计，但学者研究指出，唐代朝集使的任务实际上只是携考簿入京应对考课和参加元会，地方长吏考簿中虽然也会涉及户口、垦田内容，但主要功能不在“上计”，唐代承载了汉代上计簿经济功能的是计帐。2与具有基础台帐性质的户籍三年一造不同，作为户口帐的计帐是一年一造。按照《新唐书·食货志》“乡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