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摘录
- "袁殊和鲁迅的直接接触不多,认识过程也不复杂。一天,鲁迅和袁殊恰巧都在内山书店看书,有人向鲁迅介绍说这就是办《文艺新闻》的袁殊。鲁迅站起来和袁殊握握手寒喧几句没有深谈。以后他们常在内山书店见面、也仅止相互点头意。我问袁殊当时为什么不主动与鲁迅先生多联系,多请教。袁殊说得很诚恳,他说尽管他对鲁迅的文章非常饮佩,但当时年轻偏激而对鲁迅一直领取蔡元培的教育部发的薪俸表示不以为然。 鲁迅对《文艺新闻》是关心的,他曾几次通过冯雪峰传达了对该小报的意见,这些意见集中在文新55期上发表的鲁迅文章《我对于く文艺新闻》的意见》一文之中。冯雪峰也曾把鲁迅褒奖的话转告给袁殊等人:“适夷、袁殊两个人,年纪很轻,勇气很大"
- "第二天大姐回来了,大姐当时在北京外语学院工作,年仅22岁。她召集我们开了个家庭会议,传达了组织的通知:父亲因反蕈命嫌疑和特嫌而被拘留审查,现尚未定性。大姐还说,组织上要求我们暂且保密,不能对人乱谢此事。最后大姐说,无论结论如何,我们都应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当时我不满11岁,对大姐的话似懂非懂,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就这样,父亲像鬼魂一般突然消失了整20年,我们不知道父亲在那里、不能通信,甚至不知他的生死。"
- "我对当时的报纸一概不满,认为所表现的均是资产阶级的报风:浮华而无主旨的‘有闻必录‘,或者言之无物的哗众取宠。这种报刊的倾向是并非为读者的利益,而是为商业广告来争取发行的目的。报界同人大者为资本家,小者为流氓记者,我不屑与他们为伍。当时的报界一片死寂,暮气沆沉。"
- "人的性格是环境的产物,而王子春就是 他情报工作入门课的第一任老师。袁殊说他干这一行之初,王子春手把手地教给他一切。在王子春的安排下,袁殊首先接受了秘密工作的正式训练。具体执教的老师是一位姓赵的四川人,训练的主要内容是秘密联络的方式。他每周到北四川路一个小弄堂内的一所房子中受训,看见窗外摆出花盆才能进去,并约定敲门三下为号。袁说赵老师教给他传递消息时,在数字上要有规律地加一减二地变化。例如说 “我星期五会到一位朋友”则实指周四,说中午12点见,则实指午后两点见。训练两个月后,袁即和王正式秘密接头了。 他们接头的时间一般是下午二三点钟或晚上八九点钟,这段时间内街面不很热闹也不过于冷清,便于谈话隐蔽"
- "一般做汉奸的人自然是没有民族自尊的良知的;他们自然也知道认贼作父会遗臭万年的,为什么还要对践踏祖国河山的日寇俯首称臣呢?原因可能各不相同;说到底都是为一个私字。我曾问过袁殊“旧社会的官有没有不贪污的?”袁殊回答说:“据我所知,旧社会官场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贪污的,国民党如此,汪伪尤甚。”"
- "当时日本人每月给“兴建”支付15万元军票,汪精卫给《新中国报》提供5万元经费,加上教育厅和教育学院的经费共计40万元左右,这些钱完全由翁从六一手经管。袁只对翁交待:老严(番汉年)要用钱,要多少支多少。部分钱财事实上成为潘领导的秘密抗日活动的经费。潘汉年也明确指示过,把钱变做不动产做长远打算。袁殊和翁从六执行了这个指示,做长远打算。袁殊和翁从六在几年之内陆续购买了上海市内100亩的地产又在上海郊区买进一座有几十亩地的小农场。由于选用了一个有各种关系的人做不动产登记人,”因此在目投降后国民党没有没收 这些财产。解放初,殊到上海亲手把这些财产和恽逸群一起交给了潘汉年,也就是全部交公了。"
- "小时候我确实鲜明地慼到父母二人很不一样;父亲天天工作,母亲经常逛街,但他们有什么矛盾我说不出来。20多年后父亲告诉了我。他们之间思想上的尖锐冲突。大约是1939年前后吧;母亲和大她12岁的袁殊同居了,过了一两年有了孩子,袁殊不得不和马景星正式分离,袁殊和端木文琳正式结为夫妻,端木对政治毫无兴趣,袁的一切既不告诉她,她本人也不闻不问,解放前的端木过着太太的生活。解放后,生活环境有了本质的变化,袁殊希望母亲在思想上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袁让端木改名王端,介绍她参加情报总署做剪报工作,希 望她去掉海派作风,安心平民生活。人的改变是不容易的,一点也没有思想基础的王端受不了严格的机关纪律制约,干了不久即不辞"
- "1982年初夏,唐生明坐着汽车到南营专程看望袁殊来了。唐身宽体胖,神采奕奕(我真没想到他很快就死了),他用宏亮的湖南腔说到他坐监7年的概况,毫不隐晦地大骂共产党和毛泽东,袁殊坐在旁边一声不响。唐告诉袁说在香港有很大的生意。袁笑问说有多少资本。唐迟疑了一下说“要多少有多少”。唐直截了当地说“到我那儿干怎么样?”袁没有回答。事后他把此事汇报给了落实办,不再理 唐了。"